六集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解说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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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4日发(作者：)

六集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解说词（1－3）

编者按：理论和艺术的思维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有趋向真理的内在本性。当理论创新借助艺术形式来表现的时候，自然会在人们面前展现一种新的意境，但这需要探索。

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就是这样一种探索。现将正在拍摄的该片解说词陆续刊出，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序

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曰：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东岳泰山，气势磅礴。

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人们方能领略李白那“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拥有那种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才能感悟东方之光的巨大魅力。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

人们崇拜东方升起的太阳，更珍视心中理性的光辉。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民，心中托起一轮理论创新的太阳，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

这是不落的太阳。

这是灿烂的东方之光。

第一集 历史之门

这里是科学测定的中国大地原点，是中国大陆的中心。

黄土高岗，苍郁沉雄，似乎是太阳原色所浸染；滔滔黄河，溢火流金，仿佛是太阳奔涌不息的血液。

这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心。

２０００年６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总书记深情凝望三秦大地，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仿佛找到了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是啊，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的动力，是政党生命的源泉；唯有创新，才能开启民族智慧，才能拥有人类文明，才能打开历史之门。

黄河，因流域生态的恶化，也因千百年过度开发，时有断流之虞。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１９７２年后，下游断流频繁；１９９８年，黄河上游也发生断流——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警示：我们不能让自然之河枯竭，不能让母亲河干涸。

对中华民族来说，更不能让民族思想之河淤塞！

让我们循着母亲河追溯中华民族思想的史迹。

商代都城安阳附近的羑里，是商纣王拘押周文王的地方。

这个周文王，不仅因为尊重知识分子，重用姜子牙而名传天下，而且因为思维创新，推演《周易》而留名千古。

《周易》的这个太极图，是人类所能描绘的最神妙的图画。

它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黑白两极判然有别而又浑然一体，它们此消彼长，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地运动着，变化着，以至无穷。根据这个原则，事物在变化、发展、更新时就如日中天，前程似锦；反之则停滞、守旧、落寞，日薄西山。

这幅神妙的图形，生动地表达了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的本质，表达了创新思维的本质。这说明，远在公元前１２世纪，我们的先人对辩证法的核心就有了感悟，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富于智慧和创新思维的民族，一个握有历史命脉的民族！

一个如日之巡天、拥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周易》的创新思维，是用太极图表达出来的，也是用卦爻、彖、象、系辞表达出来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创新思维，启发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中华大地上引发了创新思维

的大爆炸。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天空群星璀璨、汉河辉煌的景象啊！儒家、法家、道家、刑家、名家……各家比肩接踵；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各学派蜂起争鸣，如千川汇合，浪潮激荡，似百舸争流，浪遏飞舟，将一切腐朽抛在了后头。

《左传》记载：在“法”与“礼”的斗争中，主张“法治”的政治理论家决意用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刑律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郑国子产首先实行了改革，公布了成文法，并将刑法条文铸在了铜鼎上——从太极图到铸刑鼎，勇猛精进的创新思维便铸就了自己牢固的形象。

秦始皇正是凭借着创新理论的力量摧枯拉朽，因势利导，并灭诸国，扫平六合，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

春秋战国时代创新思维的热潮，极大地充实了中华思想宝库，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准备了精神条件，为创造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受到这幅太极图的启示，从《周易》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种二进制原理，在２０世纪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西方科学家站在中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以此为支点，轻轻一撬，地球滚动了，信息时代到来了。

然而，正像这幅神秘图形所演绎的一样，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总是与守旧的思维相对立而存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董仲舒之说，将孔子神化，窒息了创新思维的发展。正如鲁迅后来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这似乎是两千年来一场永不谢幕的木偶戏。

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在政治主张上却是保守的，这种“二重性”原不足怪，他反对“僭越”，主张“复礼”，认为一切都由“天子”出发，才能“正名”。在他死后四百年被后世帝王推崇为“圣人”，也不足怪，封建帝王总是最早收起他们使用过的、成全了他们帝王基业的思想利器。

电视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一）

(2006-07-10 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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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电视策划人必读

电视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一）

第一集 一九四九

1999年7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受《新中国》摄制组的采访。

江泽民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从此，中国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

第一集 一九四九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又来。

九九加一九，牛儿满地走，牛儿满地走……

在北方，这是一条不起眼的河。

在北方，这是一首人们都熟悉的歌。

人们说，岁月如河。人们说，岁月如歌。

对生活在滹沱河边的人们来说，他们最难忘的岁月，是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场历史巨变的序幕，是怎样从这里拉开的。

那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一年后，来到了滹沱河畔这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分别一年多的朱德、刘少奇汇合了。在当时，他们被称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

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屋子里摆着三张桌子，分别是作战科、情报科和战时资料科。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已歼灭国民党军主力82万余人，并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国民党守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没有一点新年的气象。城区早已戒严，人心惶惶。城门只在早晚打开一会儿，背篓子的是进城送炭的人。阜城门上守城的国民党军士兵，除了看看城里

的白塔，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大家不再相信坚固的城防工事，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一天，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他代表中共中央满怀信心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20天后，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引退后的蒋介石回到了他的故乡浙江奉化。看上去他颇为悠闲，但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政权的更迭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40年后，台湾一家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是这样说的：“38年1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

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但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让我们看一看1949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的这份机密卷宗，是怎样记载的。卷宗里说，“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二百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实际上，他们先后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亿美元的外汇和白银。

还是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特意在这里开过一个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搬走。

现年97岁，时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苏步青回忆说：“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没有呢，也没什么好感，尽管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穷得没办法。当了院士以后，才借了75块钱，做了一套西装，连穿的衣服都没有。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面，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

结果，81名院士中，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当时，和苏步青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物理学家王大珩回忆说：“我那时候是才从国外回来，那时候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国外，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公司，打电报，要我回去，我手里拿着那个电报，还有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来，我没走那条路，我到解放区来了，为什么，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1948年，在香港居住着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陆续来

到这里的。中共中央在1948年发表的“五一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提议得到广大民主人士的拥护。4天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等便通电全国，号召国内外各界和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从8月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被秘密地接到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他们看来，他们曾经奋斗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未来就要实现了。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时意见都不相同。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

在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张家口和天津之后，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与此同时，国民党26万城防部队撤出城外，接受改编。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准备外撤的傅作义部队站在路边观看。

同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他受斯大林的委托，来了解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里，毛泽东告诉他，新政权的实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谈到对外政策，毛泽东作了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像一个家庭，它太脏了，等到屋内打扫干净了，再请客人进来。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提出外交上我们要另起炉灶，并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从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成为新中国开国时的外交方针。

2月3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六。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队伍经过前门箭楼后，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在场的人们不由楞住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百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沦丧的，不仅仅是主权，还有民族的尊严。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国度。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外国的炮舰和大兵，在这块古老土地上随意出入，俨然是一幅主人的模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穿过紫禁城示威阅兵。作为国中之国的东交民巷，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出。

等了多少年，人们迎来了自己的队伍。当人民解放军的装甲车从东郊民巷开出时，人群

早已沸腾了。屈辱的一页从此翻了过去。歌声传达出了所有人的心情。

阳春三月，西柏坡弥漫着兴奋的气息。该腾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也倒空了。小山村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新面孔。他们中有些人刚从前线匆匆赶到。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建国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

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代表们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毛泽东就是这样走进会场的。座位也没有固定的安排。在历时九天的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明确提出，让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建国后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他告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它在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

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0辆卡车和20多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由此往北，就是千年古城，北平。毛泽东说，这次进京，我们是去赶考，千万不能当李自成。行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太多的历史感慨。

孙中山曾经说：“咱们中国就是要拿这个三民主义来救中国，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个就是所谓三民主义。”

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是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开始的。

革命党人高举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旗帜，经过10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帝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创建了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污泥浊水仍旧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走过了28年的艰辛历程。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确定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奋斗任务。

四年之后，共产党人便走到了这个新国家的门槛。

1949年3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他们中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沈钧儒、傅作义。

为了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过他们的追求和迷惑，留下过他们的抗争和奋斗，历史终于汇聚在1949年，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

毛泽东谦逊地请大家合影留念。他说，我个子高，我站在后面。大家坚持让毛泽东站在了前面，站在了中间。

离开西苑，毛泽东没有进城，他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这里，毛泽东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军事压力。国民党政府收拢了115个师，布防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沿线，制造了“划江而治”的空气。

为了阻止解放军过江，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要求。中共中央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的痛苦，接受了这一建议。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做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这个协定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并公告，坚决作战。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下达了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4月22日，装甲和炮兵部队开始向南岸开进。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城。统治中国22年的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宣告结束。

按照军事常规，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应该一鼓作气，拿下上海。但是4月30日，毛泽东却收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就军事上说，可以很快拿下上海；就政治上说，还需要做许多重要的准备。因此建议推迟半月到一个月进入上海。中央军委是这样答复的，5月10日前不攻占上海，以便有时间做准备工作。

这时，从地方和军队抽调来的5000多名干部，被集中到了江苏丹阳，200多种关于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小册子成了他们的教材。陈毅说，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部队进城一律不许住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上海战役比正常作战要艰苦得多，7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付出了生命。20000多官兵负伤。许多上海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我们好多小朋友，不是我一个，好多小朋友，都问，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你说我们来干什么？他来问我，笑嘻嘻，问我，总是让我们进去，进去，不要出来，因为危险，江西路的房子是一折一进，一折一进，大的房子，他们打仗怎么打呢？我们在弄堂里面看见，手里拿着枪。” 因为没有使用重武器，战役期间，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停电、停水，市民的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解放的那天晚上，子弹打得屋顶啪啪响，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开了门，都是解放军坐在我们门口，很冷很冷的天，我们请他们到里面去，他们根本不进来的，我们烧水给他们喝，他们也不喝的。”

那天早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守卫上海的士兵；露宿街头的解放军；群众给解放军送水、送鸡蛋。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还去跳秧歌舞。我怎么不去。还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在1949年，这是最流行的一首歌，解放军打到哪里，它就唱到哪里。

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

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来到这里。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到台湾去。他就是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用船装着邓世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萨镇冰侄孙萨本圭回忆说：“当时谈的时候，他讲，李宗仁说，因公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就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等语。”

萨镇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却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在北平，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对这个新的国家，萨镇冰在诗中说，“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这一天，毛泽东穿了一身崭新的咔叽布中山装，头上戴的帽子看起来也是新做的。

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

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集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符实，有其名无其实，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在刚才的讲话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这时，新中国的国号还没有定下来。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必须由《共同纲领》来明确地规定。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小组承担了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周子健回忆说：“总理关在勤政殿，大约五六天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了，就是集中写《共同纲领》，所以是总理在那里亲自组织的，带了一个秘书，给他准备材料。起草完以后，然后又讨论。”

代表们一遍遍地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前后改了十几稿。为了照顾一些民主人士的感情，在这一稿中，周恩来特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面，加了一个简称，“中华民国”。

讨论中，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他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他的话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新中国的名字最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筹备会召开后期，毛泽东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菊香书屋。这里与勤政殿仅隔着一座桥。毛泽东就更多了一些和代表们共同讨论的时间。

筹备会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我看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对这一点，各界民主人士都表示了赞同。听着大家的发言，毛泽东很高兴。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前，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

刘少奇评价说，它是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毛泽东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民主党派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同一天，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并说这是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就收到了2992幅国旗图案。一届政协代表刘春至今保留着初选出来的38幅图案。

相比之下，国歌的确定却费了一番功夫。600多件应征作品没有让筹委会感到满意。当人们一筹莫展时，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可以考虑用《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主题歌。

周总理认为这支歌非常地雄壮，节奏鲜明，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走到街上，听见后面有人用口哨吹这支歌，吹《义勇军进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美国青年。

这首歌激起了所有代表的共鸣。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

神的象征。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是唱着它，声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

周恩来说：“我们采用这个代替我们现在的还没有的国歌，就是要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的全民族革命人民的前进。”

正当北平在紧张地筹建新中国时，美国却陷入了争吵，国会议员们纷纷质问，是谁丢掉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积极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但是，30亿美元的援助和最先进的武器，却没能挽救国民党的败亡。

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1949年六、七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和中国共产党接触，还打算北上和未来的新中国领导人见面，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

8月2日，司徒雷登只好悄悄地离开了中国。3天后，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败作了开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为已经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的干涉。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回击，他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美国以殖民者自居的心态，并告诉全世界，“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掌声，持续了五分多钟。

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会议宣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确定以公元纪年，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大会选举了第一届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随后，成立了政务院，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在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黄炎培和郭沫若是民主人士。在105个正副部长的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

九洲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

记得这样一个声音。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镜头，我们共同拥有的今天，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这个时候，大西南重镇重庆，仍旧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的共产党人。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了监狱，人们得知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白公馆大屠杀幸存者郭德贤说：“当时不知道，那个红旗怎么做法，罗广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绣花被面拆了，拆了以后，就剪了五个五角星，当时，剪了不晓得怎么摆法，因为不知道那个情况，他们就说，摆上吧，就它摆了，摆起来了，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红旗。当时，就传到所有牢房里头，我在楼上，都传上去了，就悄悄传上去了。都说，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监狱里的同志，我们扛着我们的红旗，我们流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流，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后来，绣红旗的故事被写进了歌剧《江姐》，剧中女主角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在11月14日被杀害。在这场大屠杀中，一共有265人遇难，其中就有爱国将领杨虎城，还有人们都熟知的那个小萝卜头。大屠杀结束时，离重庆解放仅仅只有三天。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新中国成立的52个年头里，我们来到上海海关大楼，这座自鸣钟已经走了整整72年。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90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1949年10月25日，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孔原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

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

大型文献专题片《使命》解说词1

(2006-07-10 08: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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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专题片《使命》解说词

第一集《选择》

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我们党，人民对我们党寄予厚望。

——摘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在八国联军拍摄的“大变活人”魔术资料片中变出的外国人个个威武雄壮，而最后变出的是一个中国侏儒，刚一出现就遭到外国人的戏弄和殴打。振兴中华的新路在哪里？

整整一百年前，一位叫方苏雅的法国人，曾经担任过法国驻中国云南的总领事。当年，方苏雅就是利用这架照相机，拍摄了上千幅照片，记录下了中国边远地区的百姓和政府官员们进入20世纪时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脸上，分明印刻着苦难和期待。

还是那些西方人，在中国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在中国的皇城古都，用电影摄影机拍下了一段资料。在这段“大变活人”的魔术资料中，变出来的外国人，一个个威武雄壮。最后变出来的是一个中国侏儒，他刚一出现，就受到外国人的戏弄和殴打。(见图1）

振兴中华的新路在哪里呢？奋斗不屈的中国人在寻找，在选择。

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成立的政党最多时达300多个。但这些林立的党派大多像流星划过，转瞬即逝。到1921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几经失败之后，与他创立的国民党也陷入了重重危机。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人，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岁数。就是这13个当事人，那时恐怕也没有料到，这个政党后来竟发展得如此迅猛。

也是1921年，一个新的政党名称在上海出现了。

那年7月，一群知识分子，踏着“五四运动”催生的先进文化潮流，秘密聚集在这个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叫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组蜡像，再现了当年的会议场景。参加会议的这13个人，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岁数。这些年轻人以改天换地的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多的关注，就是这13个当事人，那时恐怕也没有料到，这个政党后来竟发展得如此迅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终于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赢得了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出了这样一番回答。他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强调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新世纪，我们党要更好地肩负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把我们党建设好。”

一位德国摄影师在20年代初的上海拍摄了一段纪录影片，一群搬运工人在劳动,洋人们在音乐声中起舞,旋转的唱片和转动的车轮告诉人们，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8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迈出的第一步，便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最迫切需要。

1922年，刚满一岁的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把这一代表人民共同心声和根本利益的要求，写入了自己的奋斗纲领。

党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样完整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目标，在中国有政党以来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一位德国摄影师在20年代初的上海拍摄了一段纪录影片，讲述的是一群搬运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偶尔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隔着篱笆，洋人们在游泳池边喝着加了柠檬汁的饮料，嬉戏欢笑，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旋转的唱片和转动的车轮告诉人们，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见图2）

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世界，投向了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投向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实践中去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愿不愿意去代表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上，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停下了脚步。1927年，历史对国共两党的选择也骤然来到了一个分水岭。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下面。一度给民族复兴带来希望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手中开始走向了另一种选择。正如一个研究国民党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所说：在这个依靠军事力量支持的政权里，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不是去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实在太多了。

在同一时刻，肩负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执着于不变的初衷，开拓了一条全新却更为艰难的救国救民之路。走在这条路上，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曾经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沿着这条路，中国共产党从密林深沟，走到了黄土高原。还是这条路，让工农

大众看到了中华民族不断的根，不灭的魂。

“当时，有人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呢？毛泽东回答说：仅仅为了共产党的私利，杀了蒋介石来解恨，而忘记了民族危亡的大局，那我们党还能称为马列主义政党吗！”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历史关头，当拒绝“剿共”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在一片杀蒋介石的声音中，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赞成杀蒋介石，而且来回奔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盖军对《使命》摄制组介绍说：“当时，有人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呢？毛泽东回答说：仅仅为了共产党的私利，杀了蒋介石来解恨，而忘记了民族危亡的大局，那我们党还能称为马列主义政党吗！”

正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人才不计前嫌，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红军帽，又一次与追杀了自己10年的国民党走到一起，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到来。

国共两党的领袖又一次站到了一起。

在战争还是和平的岔路口，谁能作出符合民族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选择呢？

也许，《剿匪手本》可以告诉人们，国民党选择了什么。就在毛泽东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却磨刀霍霍，给他的军队印发了大量的剿匪手本。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期望和平的天空。（见图3）

1946年6月，自恃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蒋介石，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向中国共产党所在的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内战爆发了！

民族振兴的机会与人民擦肩而过。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痛惜地说了句传诵一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追究这句话是谁说的，而是反思农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当得知是边区政府的征粮政策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过重后，一场大生产运动，就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一架外国友人赠送给延安电影工作者的手提摄影机，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接受了人民的选择，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怎样一个神奇而真实的世界。

这是一个在简陋的环境中，也执着地创造着新的物质文明的世界。

当他们用最原始的纺车和锄头，来支撑着民族抗战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追求。在毛泽东书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压在他纸上的那块镇尺，竟是延安炼铁厂生产的一块生铁？谁又能想到，在那些土窑洞里，还有一个培养出了一批科学家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革命老人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写出了这样的文

字：“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先进的科学。”毛泽东则说得更清楚：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和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和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

“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追究这句话是谁说的，而是反思农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当得知是边区政府的征粮政策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过重后，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就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我十数年无一钱。家中有两位母亲，因年荒乏食。”当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竟要靠向好友借200元钱来养活艰难度日的母亲时；当一个守着八路军金库的主任王荣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饿死，也没动用抗战军费时，私欲，就在共产党人这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胸怀面前无地自容了。

“同意谁，就把豆子丢进谁的碗里。”当农民通过豆子和粗瓷海碗，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时，民主，就用它那最粗糙的方式，给千百年来深受压迫的庄稼汉蜕去了心灵上的老茧，为他们找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见图4）

哈尔滨靠山屯农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上说：“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

西柏坡革命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解放战争时哈尔滨靠山屯农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上面说：“毛主席啊，没有你我们真的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这是我们翻身的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最后一口粮，做的是军粮；最后的一块布，做的是军装；最后的一个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这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一起见证了当年亿万农民是如何自觉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在那场铸就中华民族新生的解放战争中，几乎每一场大的战役，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肩挑背负，推车牵马，运送前线需要的各种物资。

什么是民心，这就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人民的选择。靠了它，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土崩瓦解；有了它，千万辆推车就推出了一个人民的新中国。

靠着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28岁的生日。这一天，中国的9个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一封贺电。贺电说：“四万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100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在接受历史选择的时刻，共产党人也在总结。毛泽东清醒地告诫全党：“在过去的28年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奋斗，创建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毛泽东以他惯有的幽默说：现在我们革什么的命呢？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要搞技术革命，没有知识分子，单是我们这些老粗不行。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是实现民族复兴这出长剧中的序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序幕还不是高潮，以后的路程还会更长，更伟大，更艰苦。

1960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革命工作的结果，是把人解放出来了。我们还有第二个革命，就是经济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986年，也是来自美国的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告诉华莱士：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

2000年，还是这位华莱士，就同样的话题在北戴河采访了江泽民。

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不但自己富裕，也要使国家富裕。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反复回答的是同样一个问题，表达的是同一个愿望：那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以他惯有的幽默说：现在我们革什么的命呢？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要搞技术革命，没有知识分子，单是我们这些老粗不行。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报告中，更是清醒地提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22年后，在实现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主题依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并确立了紧扣时代步伐的改革开放。

宋健回忆说：“丁肇中先生把他的演讲给了江主席。他（江泽民）回去后，一直到夜里12点，把这个报告全读完了。第二天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到最后他拿了半个小时来宣读丁肇中的演讲。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激动，他是心里共鸣。”

面对挑战与竞争，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踏着世界高科技革命的涛声碧浪。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科委原主任宋健回忆说：“（江泽民）总书记在这方面做得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直到今天，他不断地跟踪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有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关于基因问题，关于天文，关于量子力学，所有基础科学的前沿发生的重大问题，他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问，希望我们给他提供材料，甚至在电话上讨论，这些重大进展，它的意义，它的理解，我们有没有人做，我们能不能够做，等等。我们开过一个国际的工程科学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丁肇中，还有几位科学家，共有6位科学家作了发言，他（江泽民）去作了一个致词。后来，丁肇中先生把他的演讲给了江主席。他（江泽民）回去后，一直到夜里12点，把这个报告全读完了。第二天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到最后他拿了半个小时来宣读丁肇中的演讲。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激动，他是心里共鸣。”

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出：“我们党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论断。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联合国副秘书长达纳帕拉说：“我选择了一门亚洲的语言，我选择了学习汉语，我相信我的选择，也已经被证明是明智的。”

意大利政府前总理阿马托认为：其实，现在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发展和增长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7％至8%的高速度增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低通货膨胀。这些给人印象很深，它意味着你们确实取得了成就。（见图5）

法国政府前总理雷蒙·巴尔说道：（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两亿三千万的人口摆脱了绝对贫穷。这怎么说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另外，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投资，就是他们看好中国发展的有力证明。（见图6）

联合国副秘书长达纳帕拉说：“我选择了一门亚洲的语言，我选择了学习汉语，我相信我的选择，也已经被证明是明智的。现在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见图7）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因为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幅度最大。中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毫无疑问，中国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见图8）

俄罗斯联邦政府前总理、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普里马科夫说：“中国成功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领导方法正确；其次是调动了个人积极性；第三是我说过的，对旧的政治体制没有完全抛弃，而是进行改造，使它成为发展的动力；第四是中国人非常勤劳。”

大型文献专题片《使命》解说词2

(2006-07-10 08: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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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旗帜》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摘自江泽民1997年9月12日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不是急着去谋求一个职业，而是和几个朋友来到一个叫半学斋的地方住下来，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然而，这个改造中国社会的试验很快就搞不下去了。

2000年年底，英国两大新闻机构在全世界进行了一次千年历史人物的评选。英国广播公司评选的是过去1000年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结果名列榜首的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路透社评选的是过去1000年最著名的风云人物，爱因斯坦获得第一名，以一分之差紧随其后的仍然是卡尔·马克思。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位100多年前的思想家呢？1848年，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新坐标，从此，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有了自己的思想旗帜。

在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思想领域的激荡，没能改变中华民族在风雨中飘摇的命运。洪秀全从西方借来了上帝和天国的外衣，却走上了封建王朝循环的旧路（见图1）；康有为、谭嗣同梦想借皇权之手变法维新，结果一个流亡异国，一个血溅刑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能完成彻底反封建的任务。

但是，能够唤醒沉睡中国的黄钟大吕，究竟在哪里呢？

这处宅院的主人、30多岁的老光复会员鲁迅，那时候就处在极度的苦闷之中。他白天到教育部应付差事，夜晚躲在屋里抄古碑，累了就坐在槐树下，从树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数墙外的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不是急着去谋求一个职业，而是和几个朋友来到一个叫半学斋的地方住下来，访遍岳麓山上的各个村落，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然而，这个改造中国社会的试验很快就搞不下去了。

罗素的讲演让毛泽东深感失望，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被送到中国的。

1918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热情称颂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纪元带来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李大钊由此成为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在湖南省图书馆，《使命》摄制组找到了1920年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的有关报道。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担任了其中三场的记录。罗素的讲演让他深感失望，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也许是一种巧合，杜威和罗素，这两位中国思想界最有名的客人，都选择了1921年7月11日这天从上海离开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思想旅行，并没有得到他们期望的结果（见图2）。当他们带着遗憾、失望和不解，登上归国的轮船时，他们决不会想到，就在这同一时刻，一群先进的中国人正从四面八方齐聚到了上海。十几天后，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从上海来到嘉兴南湖这艘普通的游船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道路，都尝试过了，也都走不通，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前进的道路。有了这面旗帜，先进的中国人从此把握住了先进文化的灵魂，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当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武装斗争的枪声时，起义部队打着的，还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20天后，正在组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这是1920年8月在上海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这个珍贵的版本，今天能够找到的只有七本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75年在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发现的。一本书的命运，或许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扎根到中国的土壤里的。

1926年春节，年轻的共产党员刘雨辉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刘集村党支部。

广饶县博物馆馆长尹秀明介绍：“这本书目前保存下来确实不容易，经历几场大的灾难吧。一个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任中共刘集党支部书记的刘良才同志，按照党的要求要销毁一些党的文件，但是他把这本书保留下来。1931年刘良才同志在调中共潍县中心县委书记之前，他把这本书交给了村里的刘考文同志。刘考文同志估计可能会遭到敌人的逮捕，又把这本书转交给刘世厚同志。1941年1月18号，日本鬼子扫荡刘集村，刘世厚老人又把这本书从火海里保存下来，抢救下来，一直保留下来。”

原刘集村村长谢春光介绍说：“这个本啊，给刘集党支部增加了很多的力量，所以这个本很宝贵。他们都拿这个很珍重。《共产党宣言》那个皮面上有个马克思像，马克思那个胡须很多，俺们都称他为大胡子。这个马大胡子，领导着咱斗争，领导着咱走上好的道路。”（见图3）这本被他们称为马大胡子的书，养育了几代刘集人，小小的刘集村，先后有190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28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植根到了中国的土壤里，今天依然生机蓬勃。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国民党在广州张贴标语：“杀尽中国共产党人。”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思考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不能走俄国城市暴动和总罢工的路，要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飞跃，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当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武装斗争的枪声时，起义部队打着的，还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20天后，正在组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新的旗帜新的路，中国革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从此得以改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密林深沟里，书写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中国篇是一篇大文章，其中的艰难曲折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见图6）。

“在国统区，印共产党的书都要伪装封面。国民党有个最傻的是什么呢，它干这个事的人，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很低，他弄不清楚什么是共产党的书。比如说，封面一发现是红的，他就认为这个东西要查禁。”

从茅坪的八角楼，到延安的土窑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逐渐清晰起来。1942年1月，一场历时三年多的全党思想整风运动在延安拉开了序幕，这次整风，把全党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全党学会了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是在这场思想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脱颖而出。

1944年，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晋察冀根据地出版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真理的传播却

是阻力重重。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密书刊发行负责人徐可作回忆道：“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在大后方，那时候不是国共合作吗？国共合作如此还不行，光是把延安出的东西拿出去，或者就地出版一个东西弄出去，也困难。我们就利用各种关系，就在国民党统治区里面来印我们的书。都是伪装的封面，国民党有个最傻的是什么呢，它干这个事的人，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很低，他弄不清楚什么是共产党的书。比如说，封面一发现是红的，他就认为这个东西要查禁。”（见图4）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接受《使命》摄制组采访时说：“要说起来也奇怪，我甚至还在公开的报摊上买到过毛主席的书。这是毛主席在抗大的时候作的辩证法唯物论那个讲话，《矛盾论》、《实践论》最初都是它的一部分，这个书用了一个名义，上面写的是丘引社编辑出版的。丘是孔夫子孔丘的丘，引是引导的引，丘引社出。这个作者呢，本来第一本我买到的是，作者那儿是用油墨，黑的一个长条把它已经盖住了，但是我拿来在光下面看，还看得出来是毛泽东著。那时候读这些书对我引起的那种震撼，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体会得到。”

朱德说：“我们党前六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别人修建的房子里召开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第一次被写入党章。

风格别具的延安中央大礼堂是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自己修建的。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开幕（见图5）。

朱德总司令在正式作报告前，特别指出，我们党前六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别人修建的房子里召开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筑成了自己独创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思想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短短4年时间里，走完了从延安到北京，从偏居一隅到执政全国的漫漫长路。

在新的时代、新的任务面前，该怎样推动毛泽东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全党在思考，毛泽东也在思考。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说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我想是不是至少可以举出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关于在中国怎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多种

形式的这样一个步骤，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呢，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应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还提出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再一个我想就是从科学文化这方面来说，他提出的“双百”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在政治方面呢，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样一个方针。”

话语不多的陈云，在他书写的条幅上，表达了自己的鲜明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几句话，陈云后来多次书赠党内同志。

从1957年开始，对新道路的探索进入了艰难曲折的航程。当“文革”结束的时候，曲折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更留下了充满挑战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和探索中的失误区别开来。

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准确把握住问题关键的，正是开辟新航道的邓小平。从1977年4月到1978年底，他多次提醒全党同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必须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话语不多的陈云，在他书写的条幅上，表达了自己的鲜明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几句话，陈云后来多次书赠党内同志。

这一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介绍道：“ 历史决议最核心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就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确认毛泽东思想继续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小平同志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勇气。头一个政治勇气，就是彻底否定了毛泽东视为他平生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表现出的第二个政治胆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又非常明确的非常坚定的三令五申地提出，决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毛泽东，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是不能否定的，继续要做我们党的旗帜。”

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36年前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澄清了党内的思想是非，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再一次澄清了党内的思想是非，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当然，要真正维护党的思想旗帜，就必须使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中得到新的发展。

邓小平晚年时，医生已经不允许他下海游泳了，他在疲倦的时候，只能渴望地望着大海、望着远方。1993年夏天，89岁的邓小平对自己的新文选逐字逐句进行了审阅。

80年代初期，中央先后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建议尽快编辑出版邓小平在新时期的著作。

大众日报主任编辑、原平阴铝厂宣传干部王允恭对记者说：“从当时我所在的山东平阴铝厂周围农村的深刻变化看，实行小平同志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政策之后啊，农民生活明显地提高。再就是呢，从我周围所接触的情况来看，当时左的流毒、“文革”的遗风依然存在，对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上很不一致，需要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观点统一全党的思想。”

一个成熟的政党，必然会自觉地及时总结在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新观点。编辑出版1975年以来的《邓小平文选》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邓小平文选》编辑组成员潘荣庭说：“为什么要出这本邓选？我想了一想，简单说来，就是党和人民的迫切需要，就是大家急于要看到，很迫切。乔木同志讲，对邓选，出邓选的意义，要充分地重视，要从长远来考虑，理论上要站得住。小平同志听了以后，完全同意。”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党在新时期的理论探索有了新的响亮的名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增添了新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有一张晚年的邓小平在北戴河住所外阳台上的照片。医生已经不允许他下海游泳了，他在疲倦的时候，只能这样渴望地望着大海、望着远方。是的，是到了回顾和总结的时候了。1993年夏天，89岁的邓小平对自己的新文选逐字逐句进行了审阅。

河南农民王西玉为了购买《邓小平文选》，曾经三次从山里赶到城里。他说：“你比方作为我来说，就是属于这想富不敢富。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哎呀，这就吃了定心丸了，当时我就跟生产队签订了合同，我就承包果园了。”

这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了（见图7）。对于我们党自1982年以来的理论探索，江泽民曾经给予这样的评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我们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做好。”

河南农民王西玉为了购买《邓小平文选》，曾经三次从山里赶到城里。他说：“有好多人想富不会富，有好多人想富不敢富，你比方作为我来说，就是属于这想富不敢富。为啥想富不敢富？因为我有几十年管理果树的经验，有这个技术和水平，生产队里也有几十亩果园，当

时上级想叫我承包，我害怕，为啥呢？那个时候像我这样从十年“文革”和三年困难时期过来的人，思想不解放。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哎呀，这就吃了定心丸了，当时我就跟生产队签订了合同，我就承包果园了。承包了以后，过春节那时候，我在门上就写了一副对联：改革开放，英雄有用武之地；勤劳致富，百姓无后顾之忧。哎呀，大家说，邓小平同志这个理论是我们农家的传家宝啊。”（见图8）

上海新新集团团委书记林芳说道：“在小平理论，就是（文选）第二卷文章中，61篇文章，直接提到时间和速度的就占了51篇；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119篇文章，直接提到时间和速度的有102篇。我们新新集团的团员青年就是从这些精辟的论述中，感受到了抓时间抓速度的重要性，感受到了要为祖国为企业珍惜时间、珍惜青春的时代责任感。”

81年前的春天，李大钊和陈独秀把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北京大学带了出去，半年后，它的中文本在上海出版，为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旗帜。

80年过去了，历史的浪潮，总是不断地冲刷着人类留在思想沙滩上的或深或浅的足迹，然而，几代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命运之旗上，先后写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恰恰印证了真理的光泽，正是在这不停的淘洗中，越发的光彩夺目，越发的生机蓬勃。

大型文献专题片《使命》解说词

第三集《力量之源》

战斗力来自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也来自创造性工作的精神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摘自江泽民1997年9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到了莫斯科以后，别的乘客先下车，但这节车厢不动，窗帘都拉紧了。等到别的乘客都走完，中共六大代表才上汽车。汽车把代表拉到塞里布洛耶，就是开会地点。代表们在会议期间一律不用真名，只用编号代称。

中国共产党是穿越战争年代的白色恐怖从小到大走过来的。在血与火的年代，每个党员的生命都与党组织的存亡息息相关。党要在“杀绝共产党”的叫嚣声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靠坚定的信念、靠铁的纪律，靠每个党员的自觉和忠诚（见图1)。

中国共产党这种非凡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呢？

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我们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重温一下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过程，更能深切体会到，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这是1928年的上海。那年春天，周恩来夫妇就是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的。

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不得不到另一个国家，到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举行，国内环境的复杂和险恶，由此可见。

周恩来夫妇从上海乘船，一路躲过敌人的监视和盘问，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中央大街，当年曾迎来了一群和周恩来夫妇一样肩负着秘密使命的人（见图3)。六大代表们在这里接上头以后，多数人从满洲里乘火车到苏联，少数人走绥芬河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别的乘客先下车，但这节车厢不动，窗帘都拉紧了。等到别的乘客都走完，中共六大代表才上汽车。汽车把代表拉到塞里布洛耶，就是开会地点。代表们在会议期间一律不用真名，只用编号代称。

中共六大是在一座三层小楼里召开的。即使在异国他乡的红色首都，党的活动，都保持了异乎寻常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六大代表名单告诉后人，代表们在会议期间一律不用真名，只用编号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高度的机密和严明的纪律来应付特殊的斗争环境。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自觉意识是从党的指挥部到每个基层党员之间不可或缺的精神链条。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这份陈迹斑斑的入党誓词，更是直接地传达了那个年代的党性意识。这是江西永新县一位叫贺页朵的农民，在1931年1月25日入党那天，悄悄写下的。尽管有不少错别字，但他一直珍藏到解放以后（见图2)。

这位普通党员秘密保存的，不只是一份手写的誓言，还是他灵魂深处的忠诚信念。无意中，也保存下了中国共产党顽强生命力、战斗力的一个见证。

毛主席说：大家提了这三个条件，是个良好的愿望，但是个很难实现的愿望。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据我知道有两个，一个叫列宁，已经去世了；一个还没生下来。列宁说自己也犯过错误。比如我自己吧，也犯过错误。你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这我首先不合格，大家说这中央委员会怎么选？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24年的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始终处在敌对势力的分割之中。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创建了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在相互之间联系困难的情况下，独立应付复杂的局面。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山头”现象，甚至出现了“山头主义”。

为此，毛泽东在口头报告和书面发言中，反复强调，既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又要克服“山头主义”。

在由代表们分组提名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遇到一个按什么标准来提名的问题。有人说了三个条件，第一要没有犯过错误；第二要中外驰名；第三要具备各方面的知识。结果，按这个标准却提不出多少合格的人选，于是，只好向主席团汇报。

七大代表，90多岁的王恩惠老人至今还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回答的。毛主席说：大家提了这三个条件，是个良好的愿望，但是个很难实现的愿望。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据我知道有两个，一个叫列宁，已经去世了；一个还没生下来。列宁说自己也犯过错误。比如我自己吧，也犯过错误。你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这我首先不合格，大家说这中央委员会怎么选？

听了这番话，代表们茅塞顿开。在接下来的提名选举中，合格的人选似乎又多了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如何照顾各个方面，增减人选的问题。

据王恩惠老人回忆：“把井冈山那批人里边拿掉几个人，我现在记得最深的就是，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李井泉拿掉，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陈光，一回来，一说，午饭也没有吃，往床上一躺。”

就这样，党的七大使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部从思想上、组织上完全走到了一起，实现了“同心同德”的目标，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见图5)。

一军军长贺炳炎知道以后，就向贺老总发火了：我贺炳炎跟你贺胡子跟了这么多年，你走了，就把我们甩在这里了。贺龙又给贺炳炎做工作：军队是党的嘛，我们的人都是党的。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必须在哪里。

七大不久，抗战胜利了。步调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进军。

在西北战场上，贺龙将军根据中央的安排，把自己带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

昆明军区离体干部，时任贺龙警卫参谋王金水说：“部队逐步地往陕北调，从河东调到河西，凡是高级干部，贺老总都跟他们交代：你们到了陕北，都要受彭老总的指挥，不能够马虎，不能出事，出了事，就是你们党性不纯。那些干部都表示说：请老总放心，我们绝对听彭老总的指挥。”

后来，贺龙奉命率部队进军大西南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金水回忆道：“确定贺老总到西南带哪一个军的问题，彭老总和贺（老总）两个人互相推让。（彭德怀）说：老总啊，一军跟你时间长，到四川到西南，你还是把一军带去。贺老总说：你给我哪一个军，我就带哪个军。贺炳炎知道以后，就向贺老总发火了，贺炳炎当

时是一军军长，原话说：我贺炳炎跟你贺胡子，跟了这么多年，你走了，就把我们甩在这里了。他（贺龙）又给贺炳炎做工作：军队是党的嘛，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们的人都是党的。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必须在哪里。”

“毛泽东讲：我们大会发言不要净讲好听的，净讲歌功颂德的，应该还要有批评，自我批评。那么，我们报纸上如果净讲好听的说呢，就不好看了。”

正是靠了这样一支顾全大局的干部队伍，靠了这样一种同心同德的党性党风，活力无限、频繁创新的中国共产党，在穿越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画出新中国诞生的朗朗乾坤，度过重整河山的艰难岁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之后，又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在1956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素莉说：“毛泽东讲：我们大会发言不要净讲好听的，净讲歌功颂德的，应该还要有批评，自我批评。那么，我们报纸上如果净讲好听的说呢，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当时大会的发言是非常生动活泼的。这样的一些民主气氛、民主氛围，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司法部曾建议党中央讲一次依法治国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接到报告两天之内就亲自批复。每一次讲座，江泽民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认真地听讲和记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也逐步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对这一根本的组织制度作出了新的总结。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毅亭说：“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16字方针。这个方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是对党委决策程序的科学规范，也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党的十四大以来近十年，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4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在总纲的第二条规定了这样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认识到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到提出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中央领导层表现出高度的共识，并以身作则，大力推动。

从1994年12月起，在江泽民的倡导下，中南海里连续举办了8次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每一次讲座，江泽民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认真地听讲和记录。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时为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对摄制组说：“在准备第三讲的时候，司法部就曾经建议党中央是不是能够讲一次法律界非常关注的依法治国的问题，江泽民

总书记接到这个报告两天之内就亲自批复这个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载入了宪法的。各项工作，包括人大工作，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依照党章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建立党组，对同级党委负责。”

礼品是象牙雕刻品，雕刻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的情景。李济深解释说，它象征着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1956年李济深代表民主党派向党的八大献礼。礼品是象牙雕刻品，雕刻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的情景（见图6)。李济深解释说，它象征着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同舟共济”这四个字，再准确不过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历史和未来，并再次昭明，胸怀广阔的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全社会各种力量的政治核心。

1997年2月4日举办了中央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这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与民主人士进行的第100次集体意见交流活动。八年100次，这个数字，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诚意，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付出的真挚努力，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统一战线方针的努力和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指出：“ 能否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之快慢，说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最广泛的团结，取决于我们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支持和广泛参与，取决于我们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的范围之大小、程度之高低、时间之长短。”

“通天农民”庞文全说：“总书记在大雪天去老百姓家访问，访问以后还帮着包饺子，拉家常话，叙家常。当时我们看了以后，心想我们的有些心思能不能也跟他讲讲。我说你们大家凑一凑，他们说凑一凑就你执笔写。”

北京大学教授叶自成认为：“一个政党要保持活力，就要像土壤和大树的关系一样。一棵树，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土壤之中，不断地吸取养料，才能够永远保持活力。我觉得，政党就好像是植根在群众土壤中的大树。”

坐落在北京西黄城根北街的国家信访局，是我们党推行群众路线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它也像一条纽带，长年累月地把人民群众和中央连在了一起。

正是通过这条纽带，安徽蚌埠市南湾村的农民庞文全，曾三次给总书记写信，而每一次

都得到了亲切的回应。于是，庞文全在远近颇有些知名度。

安徽蚌埠市南湾村的农民庞文全深情地说：“1990年除夕的时候，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在围着看电视。当时我们这一村就只有两部黑白电视机。中央电视台放出来一个镜头，总书记在大雪天去老百姓家访问，访问以后还帮着包饺子，拉家常话，叙家常。当时我们看了以后，心想我们的有些心思能不能也跟他讲讲。我说你们大家凑一凑，他们说凑一凑就你执笔写。”

在大家的鼓动下，庞文全果真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写起了信（见图7)。到第十三天，信到了，上面是南湾村庞文全同志收，底下落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看，一下门口来了有近七八十口人，把门口都围满了。原信是这样的，“庞文全同志，你给江泽民总书记写的信收到了，并已全文在„内参‟发表，并原信报请中央领导同志，谢谢。”

从此，老庞就得了一个绰号——“通天农民”。这以后，老庞不停地走村串户，到处了解情况，主动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应该注意和解决的事情。后来，他又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民负担过重，建议合理利用土地。他的信报到中央后，同样得到了类似的回函。

朱镕基说：“我回去一定给你查一查。去年……我一定帮你查。你哪个承啊？继承的承，光耀的耀吗？记住了。”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怀抱高度的使命感，中央领导人频繁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走访慰问，认真倾听群众的建议。

在福州市南街的一个居民小区，摄制组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福州市南街街道干部郑舟描述了当时的情景：1999年1月19日上午9点30分左右，朱总理到阳桥小区来慰问下岗职工，刚好老赵（赵承耀）那个时候在302号房，他听到掌声，就把阳台的门打开了。

赵承耀说：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吗？朱镕基答：说吧。赵承耀说：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没有？朱镕基问：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赵承耀回答道：我姓赵，叫赵承耀。朱镕基又问：什么事情啊？赵承耀回答：一件重要的事情。朱镕基爽快地说：我回去一定给你查一查。去年……我一定帮你查。你哪个承啊？继承的承，光耀的耀吗？记住了。

这是让老赵难忘的一幕。事情过去好长时间了，他还经常看着这张记者抓拍下来的照片陷入回忆（见图8)。他对摄制组说：“我跟总理一说完以后，5分钟左右吧，市里头区委领导就来告诉了，已经帮我去查那个信，到下午两点钟，区委书记跟区长来说，总理已经收到这个信，转到有关部门去研究处理，总理说谢谢你，所以我听了后非常高兴，想不到能够反馈得这么快。”

总书记高兴地说：我也当过食品厂的厂长，那时候是光明冷饮，我们创了光明品牌以后，就大街小巷地去宣传光明的品牌，让百姓知道。

在上海的黄浦江边，有一个叫梅林—正广和的企业。年轻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挂着与总书记的三张合影。上海梅林—正广和企业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吕永杰向摄制组讲了照片的来历：“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总书记亲自召开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的一个座谈会，这是第二张照片。总书记听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情况，总书记问了好多企业发展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我们开发正广和饮用水的时候，总书记高兴地说，我也当过食品厂的厂长，那时候是光明冷饮，我们创了光明品牌以后，就大街小巷地去宣传光明的品牌，让老百姓知道。他说你们做水也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个品牌，也要做市场，当时就鼓励我们要把这个水的项目做好。

“这是第三次参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会后总书记说：„我跟基层来的同志一人照一张相。‟我跟总书记照相的时候，总书记握着我的手问我，你去年汇报的正广和的饮用水要进入千家万户，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我们这样一个小的项目，这样一个基层的企业，当时我们汇报的情况总书记都记得，所以对我们国有企业在艰苦的环境中奋进是很大很大的鼓舞。”

80年的风云历程，铸就了一个成熟的政党，一个有罕见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组织原则，高度的团结和严明的纪律，健康发展的民主与法制，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都汇聚在了一起，形成一条悠长澎湃的精神河流，不断地为中国共产党注入着蓬勃的生机；它们又像是一座座含义深邃的精神坐标，标识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从前、走向未来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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