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层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中的呈现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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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5日发(作者：)

“夹层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中的呈现及

运用

作者：段婷婷 海洋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1年第06期

摘 要：以“城中村”“公屋”等为典型代表的“夹层空间”作为都市里的视觉奇观，成为粤港澳

电影中被反复呈现的叙事空间。讨论夹层空间这一空间之于影像呈现、人物塑造和空间叙事结

构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空间在电影中的叙事机制和表意功能。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夹层空间;叙事空间;图景建构;人物塑造;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J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6-0060-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b.2021.06.009

电影中的“夹层空间”，是指除却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兼具城市与乡

村特色、体现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特殊性的” [1]170空间。夹层空间的地理属性为“介于具有现

代都市文化的发达城市和具有自然村落与行政村落双重身份的乡村之间的一种空间类型”，文

化属性的特点为“渴望、活力、激情和沉闷、压抑、停滞并存”，“矛盾和异质的多元性” [2]70

等。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中，“城中村”“公屋”等空间是“夹层空间”的典型代表。

“城中村自诞生起就带有鲜明的城与乡的各自的特点，是城与乡互相作用下稱合产生的现

象”[3]，经历了“是乡非城”到“是乡亦城”再到“是城非乡”的三个阶段，坐落于城市规划区范围

内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或者半包围，街道拥挤、环境脏乱、建筑密度大，因其提供廉价而又充足

的出租房，聚集了大量低收入外来人口。而“香港超高的人口密度、紧缺的建设用地和特殊的

历史制度背景造就了香港‘公营房屋与私营住宅并存’的住房市场。”[4]香港的早期公屋建筑主

要为安置难民或者低收入群体而建造，也有着建筑密度大、人口擁挤、大批低收入人群聚集等

特点。尽管粤港澳地区的城中村和公屋所形成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现存性质有所不同，但在生成

原因、空间表现和人员结构上有着诸多共同之处：首先，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群，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高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广东城中村和香港公屋都是在现代化进程这

一经济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都市空间。其次，二者在景观上有着一定的相似，都具有“蜂巢式”的

造型特征，在狭窄的向上延伸的空间内容纳了大量人口，形成了“都市里的空中村落”这一都市

视觉奇观;再次，人口密度大，聚集了大量从农村地区或者说前现代化地区前往高度现代化的

超级大都市工作的外来人群。基于粤港澳尤其是粤港两地“城中村”和“公屋”在文化景观上的相

似性，本文将这两者统一纳入到“夹层空间”这一概念下进行讨论。

以“城中村”“公屋”为代表的“夹层空间”作为粤港澳地区城市高速发展的空间缩影，一方面

反映着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社会隔离、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现着其独具活力

的都市文化、传统文化、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生动景象。因此，“夹层空间”作为都市里的视觉

奇观，成为粤港澳电影中被反复呈现的叙事空间，无论是以广州城中村作为故事发生地的《风

中有朵雨做的云》，还是呈现深圳城中村景观的电影《亲爱的》《发财日记》，抑或是香港电

影《香港有个荷里活》《天水围的日与夜》等影片，夹层空间都以其独特的空间形象参与到影

片叙事之中。讨论夹层空间这一空间之于影像呈现、人物塑造和空间叙事结构的作用，有助于

我们厘清这一空间在电影中的叙事机制和表意功能。

一、“夹层空间”的图景建构

城中村、公屋等夹层空间的出现都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吸引大量

外来人口聚集此地，逐步形成介于“开放”与“封闭”、“现代”与“传统”、“秩序”与“无序”之间的

独特的空间。因此，夹层空间一方面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成为呈现当下中国复杂现实面貌

的横截面;另一方面，夹层空间赋予导演采用多样化的手段对空间进行异质化呈现的丰富潜

力。[1]170对于书写本土类型电影、确立本土类型元素具有重要意义。

（一）异托邦叙事空间

在福柯的解释中，“异托邦”是指打破日常空间的连续性与正常性的空间概念，可以创造出

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与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5]54这个幻想空间的创建比真

实空间更加虚幻，与一般日常空间形成同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中的夹层空间在影像中被

电影制作者有意图地重构与再现，传达出某种观念或生活形态进而使观众达到审美空间的境

界。

电影《香港有个荷里活》发生在香港大磡村，其破败低矮的寮屋、脏乱拥挤的巷道、非农

化的商业景象，在浓烈场景色彩的设计下，绘制出底下阶层封闭而又活跃的异托邦空间。朱老

板与两个儿子经营着一家烧肉店，三人肥胖的身躯与待制的肥猪不断被刻意反复剪辑，形成一

种微妙的非人化村民生活形态的意象表现;阿强身居破败寮屋，房屋内贴满明星海报，一台电

脑联通外界勾连着“现实之困”与“想象之境”，阿强视提供情色服务赚钱为跨越阶层的跳板，凸

显着城市文化对村民欲望塑造与价值确立的深刻影响。朱老板家的空间展现被压缩成三个部

分：烧肉门店、院子、住房。作为外来者的东东，以“他者”视角审视并逐步介入三人单调而欲

求暗涌的生活空间，展现出朱家父子单纯、无知、对“性”的渴望。影片中有一个情节，东东在

朱家小院荡秋千，推拉全景镜头、特写镜头组合，结合夸张的金属摩擦声，着重描绘了一个曼

妙少女在小院内的青春活力，与朱家父子形成彼上此下的调度关系。通过朱家父子将东东视为

性幻想对象的身份确立，暗示整个村落对想象性外界空间的仰望与渴求和与城市现代化进程脱

节的现实。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夹层空间形象也是香港移民电影中不可缺少的独特存在。“天水围”是

地处香港边缘的新市镇，与中国内地仅一水之隔，大量怀揣“香港梦”的移民与底层居民聚集此

地，现实与想象的落差导致因匮乏而离乡的美梦坠落至再度匮乏的噩梦。天水围因社会事件频

发，被人冠以“悲情城市”的名号，形成了基于全球化浪潮下，香港特定历史时期的奇观景象。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便发生在此，讲述了嫁到香港的四川姑娘晓玲，与两个女儿被丈夫李

森残忍杀害的故事。作为新移民的晓玲的悲剧之处在于，一方面因身份问题无法拥有全职薪资

工作完成独立，另一方面不断被性情乖戾的丈夫家暴与虐待破坏了其对“家”的归属感，晓玲只

得几度从拥挤混沌的公屋区逃离至秘密的妇女保护站，形成融不进“城”的生存窘境与回不去

“乡”的乡愁追忆。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

[5]55影片从三个空间展开叙事，一是香港腹地，二是天水围，三是四川农村，以当下空间发

展作为构架，牵引出王晓玲被丈夫虐待的悲惨生活，过去的农村生活作为信息线索将另外二者

空间勾连，晓玲一家在夹层空间中混沌与宿命般的生活，揭示出香港在全球化进程中新移民身

份认同的焦灼。移民电影通过讲述不同空间的故事，其实呈现出的是全球化时代对个人及香港

身份表达的新的思考。[6]

（二）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

“类型化空间存在于类型电影之中，从空间维度理解类型化空间，则是视听语言呈现出具

有相近内容、形态、结构与特征的空间，带给观众似曾相识的空间形象体验。”[7]随着对“夹层

空间”的不断挖掘，“握手楼”“一线天”等独特景观，人口结构与社会事件频发等问题被电影制

作者有意图地类型化再现，为空间形象在类型电影中的表现作出了有益探索。

香港公屋一直是香港黑帮片、犯罪片中经常出现的类型空间。一方面，公屋因其大量的外

来人口和底层人口，成为犯罪事件的频发地，这为香港黑帮片和犯罪片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

型。另一方面，公屋蜂巢式的外部结构，纵横交错如迷宫般的楼道布局，室内狭窄逼仄的日常

生活空间，为香港类型电影的空间呈现提供了独特的日常化的市井空间，这成为了香港类型片

中的典型地域景观。在诸多的香港黑帮片和警匪片中，公屋这一空间环境既呈现了人物的成长

前史和香港的阶层差异，又为视听语言的设计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性。影片中的打斗戏、追逐

戏以及粗粝生活质感的营造都有赖于这种空间上的独特表现。

21世纪以来，广东地区的城中村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深圳和广

州两地的城中村因其在超级大都会中独特的存在为影片提供了类型化的空间。外来打工者的梦

想和卑微、拆迁所带来的权力和金钱的漩涡、农耕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碰撞……发生在城中村

内的奇情故事和都市传说为喜剧片、犯罪片等类型提供了故事原型和叙事空间。在影片《风中

有朵雨做的云》当中，广州珠江新城中的城中村冼村因拆迁而成为犯罪事件的发生地，无论是

电影开篇的城中村大械斗，还是拆迁危房中的凶杀案，城中村这一叙事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

的空间，也是故事内核最直接的承载者。在影片《亲爱的》中，走失孩子的父亲生活、工作在

深圳的城中村内，孩子走失的地点也是城中村，父亲拮据而卑微的生活状态因为城中村这一空

间而具象化，城中村这一空间和深圳大都会空间的并置也呈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喜剧片《发

财日记》讲述了1990年代从东北农村来深圳发展的小宝和二哥，在“发财”路上不断陷入“徒

劳”的喜剧故事。城中村内廉租房作为小宝、二哥以及弃婴天赐的栖息之地，拥挤简陋，闷热

潮湿，其空间的呈现暗含着外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窘迫，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境况有了一

定的探讨和表现。

二、“夹层空间”之于人物塑造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打破原有的城乡隔离，大量外来人口背井离乡涌入城市，聚居在提供廉

价出租房的城中村内，非农化的混合社区形态在城市文化的渗透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娱乐休

闲、饮食消费等生活理念被重新塑造，紧跟城市的步伐同时却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独特生活形

态。“一个人的行动无疑由其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来决定，而他的性格和他的社会环境空间又是

密切相关系的，其中个人性格本身会被环境中的种种不可抗拒的势力所塑造。”[8]城中村和公

屋等夹层空间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承载着来自四海八方的“文化”与“想象”，以其自成一派的混

杂却亲民的方式包罗着夹层空间中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落魄”、“暴力”与“温情”，在生活窘迫

与生存执念的交融之间，暗涌着夹层空间对人物塑造的强大能量。

（一）人物的“增魅”与“祛魅”

“生存”是底层叙事电影中永恒的话题，也是人物行为生发的心理基础，人物形象的“增魅”

与“祛魅”推进着电影的叙事与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增魅”使观众“聚焦、高估与美化目标物”，

产生神秘感与物超所值之感。[9]城市和村落的并置和对立，让这两个空间自然而然互相产生

了“增魅”的效果。以电影《香港有个荷里活》为例，生活在大磡村的村民单纯闭塞却又仰望城

市，东东作为来自“好莱坞”的年轻女性，是出卖肉身骗取钱财的妓女形象，但在制作者有意图

的神秘化、仪式化的塑造中被赋予了“增魅”式形象元素。首先，影片通过一个长镜头，将找妓

女的朱老板、看情色杂志自慰的阿明，以及去赴约的阿强三人不同空间的性欲并置，整合并放

大成共同的欲望，為东东的出场做铺垫;其次，影片几次出现从寮屋屋顶上对好莱坞繁华景象

的呈现，阿强与阿明房间内港星与好莱坞明星海报的布景，以及朱老板对母猪怀人胎“科学”技

术的信任与恐惧，达成底层想象的协同效应，完成外来人东东“美好”形象的第二层构建。阿强

收到东东发来的强奸未成年少女的勒索信后，视财如命的他陷入极端暴怒，在阿强心中，住在

好莱坞的东东与他心之所向的好莱坞已融为一体，东东的欺骗摧毁了他的幻梦。拒绝支付赔偿

金的阿强被皮特找人砍掉了一只手，戏剧化的情节迫使阿强成为有两个右手之人;朱老板面对

诈骗后选择沉默与配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现实中的无法把控使其备受束缚;阿明无法面对心

爱之人的利用与欺骗，也随着阿强奔赴杀人之途……“完美”少女如同催化剂般作用于大磡村

内，凸显着全球化浪潮中夹层空间内底层失语群体如同待宰的羔羊般的迷茫与无措。

人物的“祛魅”过程与之相反，是观众基于情感认知对快感体验的反向理解，高估目标物后

的重新判断，致使其魅力降低产生无关紧要之感，基于此，夹层空间对非常人形象的塑造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物和现实空间进行互动，夹层空间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拆解了人物动机和动

作的神秘感。电影《一念无明》讲述的是意外杀母的躁郁症患者阿明出院后，逐步融入社会的

故事。阿明是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精神病人，身上背负着杀母的血案，但影片的视点并非聚焦

于血腥惨案，而是重点关注一个精神病人回归社会时面对人情冷暖的心理世界。公屋内一间破

旧拥挤的房间是父亲的生存环境，阿明出院后在父亲的带领下，通过狭窄的楼梯、局促的长廊

进入房间，阿明的茫然与警惕被无视，父亲刻意的亲近只为安抚阿明吃药，狭窄的空间也抑制

不住父子关系的疏离;邻居们得知阿明的身份后，恐惧“精神病”再次复发伤害他人，一致决定

将其父子二人赶出公屋。公屋内密集的人群和逼仄封闭的空间具象化了社会现实的冷酷与幽暗

冷漠的人性，这将阿明几度推向绝境，其非常人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的展现，打破了精神病人

的“失控癫狂”的刻板印象，达成“祛魅”人物的塑造，意图唤起大众对这一人群的理解与包容。

（二）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

“类型化空间存在于类型电影之中，从空间维度理解类型化空间，则是视听语言呈现出具

有相近内容、形态、结构与特征的空间，带给观众似曾相识的空间形象体验。”[7]随着对“夹层

空间”的不断挖掘，“握手楼”“一线天”等独特景观，人口结构与社会事件频发等问题被电影制

作者有意图地类型化再现，为空间形象在类型电影中的表现作出了有益探索。

香港公屋一直是香港黑帮片、犯罪片中经常出现的类型空间。一方面，公屋因其大量的外

来人口和底层人口，成为犯罪事件的频发地，这为香港黑帮片和犯罪片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

型。另一方面，公屋蜂巢式的外部结构，纵横交错如迷宫般的楼道布局，室内狭窄逼仄的日常

生活空间，为香港类型电影的空间呈现提供了独特的日常化的市井空间，这成为了香港类型片

中的典型地域景观。在诸多的香港黑帮片和警匪片中，公屋这一空间环境既呈现了人物的成长

前史和香港的阶层差异，又为视听语言的设计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性。影片中的打斗戏、追逐

戏以及粗粝生活质感的营造都有赖于这种空间上的独特表现。

21世纪以来，广东地区的城中村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深圳和广

州两地的城中村因其在超級大都会中独特的存在为影片提供了类型化的空间。外来打工者的梦

想和卑微、拆迁所带来的权力和金钱的漩涡、农耕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碰撞……发生在城中村

内的奇情故事和都市传说为喜剧片、犯罪片等类型提供了故事原型和叙事空间。在影片《风中

有朵雨做的云》当中，广州珠江新城中的城中村冼村因拆迁而成为犯罪事件的发生地，无论是

电影开篇的城中村大械斗，还是拆迁危房中的凶杀案，城中村这一叙事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

的空间，也是故事内核最直接的承载者。在影片《亲爱的》中，走失孩子的父亲生活、工作在

深圳的城中村内，孩子走失的地点也是城中村，父亲拮据而卑微的生活状态因为城中村这一空

间而具象化，城中村这一空间和深圳大都会空间的并置也呈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喜剧片《发

财日记》讲述了1990年代从东北农村来深圳发展的小宝和二哥，在“发财”路上不断陷入“徒

劳”的喜剧故事。城中村内廉租房作为小宝、二哥以及弃婴天赐的栖息之地，拥挤简陋，闷热

潮湿，其空间的呈现暗含着外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窘迫，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境况有了一

定的探讨和表现。

二、“夹层空间”之于人物塑造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打破原有的城乡隔离，大量外来人口背井离乡涌入城市，聚居在提供廉

价出租房的城中村内，非农化的混合社区形态在城市文化的渗透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娱乐休

闲、饮食消费等生活理念被重新塑造，紧跟城市的步伐同时却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独特生活形

态。“一个人的行动无疑由其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来决定，而他的性格和他的社会环境空间又是

密切相关系的，其中个人性格本身会被环境中的种种不可抗拒的势力所塑造。”[8]城中村和公

屋等夹层空间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承载着来自四海八方的“文化”与“想象”，以其自成一派的混

杂却亲民的方式包罗着夹层空间中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落魄”、“暴力”与“温情”，在生活窘迫

与生存执念的交融之间，暗涌着夹层空间对人物塑造的强大能量。

（一）人物的“增魅”与“祛魅”

“生存”是底层叙事电影中永恒的话题，也是人物行为生发的心理基础，人物形象的“增魅”

与“祛魅”推进着电影的叙事与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增魅”使观众“聚焦、高估与美化目标物”，

产生神秘感与物超所值之感。[9]城市和村落的并置和对立，让这两个空间自然而然互相产生

了“增魅”的效果。以电影《香港有个荷里活》为例，生活在大磡村的村民单纯闭塞却又仰望城

市，东东作为来自“好莱坞”的年轻女性，是出卖肉身骗取钱财的妓女形象，但在制作者有意图

的神秘化、仪式化的塑造中被赋予了“增魅”式形象元素。首先，影片通过一个长镜头，将找妓

女的朱老板、看情色杂志自慰的阿明，以及去赴约的阿强三人不同空间的性欲并置，整合并放

大成共同的欲望，为东东的出场做铺垫;其次，影片几次出现从寮屋屋顶上对好莱坞繁华景象

的呈现，阿强与阿明房间内港星与好莱坞明星海报的布景，以及朱老板对母猪怀人胎“科学”技

术的信任与恐惧，达成底层想象的协同效应，完成外来人东东“美好”形象的第二层构建。阿强

收到东东发来的强奸未成年少女的勒索信后，视财如命的他陷入极端暴怒，在阿强心中，住在

好莱坞的东东与他心之所向的好莱坞已融为一体，东东的欺骗摧毁了他的幻梦。拒绝支付赔偿

金的阿强被皮特找人砍掉了一只手，戏剧化的情节迫使阿强成为有两个右手之人;朱老板面对

诈骗后选择沉默与配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现实中的无法把控使其备受束缚;阿明无法面对心

爱之人的利用与欺骗，也随着阿强奔赴杀人之途……“完美”少女如同催化剂般作用于大磡村

内，凸显着全球化浪潮中夹层空间内底层失语群体如同待宰的羔羊般的迷茫与无措。

人物的“祛魅”过程与之相反，是观众基于情感认知对快感体验的反向理解，高估目标物后

的重新判断，致使其魅力降低产生无关紧要之感，基于此，夹层空间对非常人形象的塑造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物和现实空间进行互动，夹层空间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拆解了人物动机和动

作的神秘感。电影《一念无明》讲述的是意外杀母的躁郁症患者阿明出院后，逐步融入社会的

故事。阿明是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精神病人，身上背负着杀母的血案，但影片的视点并非聚焦

于血腥惨案，而是重点关注一个精神病人回归社会时面对人情冷暖的心理世界。公屋内一间破

旧拥挤的房间是父亲的生存环境，阿明出院后在父亲的带领下，通过狭窄的楼梯、局促的长廊

进入房间，阿明的茫然与警惕被无视，父亲刻意的亲近只为安抚阿明吃药，狭窄的空间也抑制

不住父子关系的疏离;邻居们得知阿明的身份后，恐惧“精神病”再次复发伤害他人，一致决定

将其父子二人赶出公屋。公屋内密集的人群和逼仄封闭的空间具象化了社会现实的冷酷与幽暗

冷漠的人性，这将阿明几度推向绝境，其非常人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的展现，打破了精神病人

的“失控癫狂”的刻板印象，达成“祛魅”人物的塑造，意图唤起大众对这一人群的理解与包容。

（二）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

“类型化空间存在于类型电影之中，从空间维度理解类型化空间，则是视听语言呈现出具

有相近内容、形态、结构与特征的空间，带给观众似曾相识的空间形象体验。”[7]随着对“夹层

空间”的不断挖掘，“握手楼”“一线天”等独特景观，人口结构与社会事件频发等问题被电影制

作者有意图地类型化再现，为空间形象在类型电影中的表现作出了有益探索。

香港公屋一直是香港黑帮片、犯罪片中经常出现的类型空间。一方面，公屋因其大量的外

来人口和底层人口，成为犯罪事件的频发地，这为香港黑帮片和犯罪片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

型。另一方面，公屋蜂巢式的外部结构，纵横交错如迷宫般的楼道布局，室内狭窄逼仄的日常

生活空间，为香港类型电影的空间呈现提供了独特的日常化的市井空间，这成为了香港类型片

中的典型地域景观。在诸多的香港黑帮片和警匪片中，公屋这一空间环境既呈现了人物的成长

前史和香港的阶层差异，又为视听语言的设计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性。影片中的打斗戏、追逐

戏以及粗粝生活质感的营造都有赖于这种空间上的独特表现。

21世纪以来，广东地区的城中村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深圳和广

州两地的城中村因其在超级大都会中独特的存在为影片提供了类型化的空间。外来打工者的梦

想和卑微、拆迁所带来的权力和金钱的漩涡、农耕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碰撞……发生在城中村

内的奇情故事和都市传说为喜剧片、犯罪片等类型提供了故事原型和叙事空间。在影片《风中

有朵雨做的云》当中，广州珠江新城中的城中村冼村因拆迁而成为犯罪事件的发生地，无论是

电影开篇的城中村大械斗，还是拆迁危房中的凶杀案，城中村这一叙事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

的空间，也是故事内核最直接的承载者。在影片《亲爱的》中，走失孩子的父亲生活、工作在

深圳的城中村内，孩子走失的地点也是城中村，父亲拮据而卑微的生活状态因为城中村这一空

间而具象化，城中村这一空间和深圳大都会空间的并置也呈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喜剧片《发

财日记》讲述了1990年代从东北农村来深圳发展的小宝和二哥，在“发财”路上不断陷入“徒

劳”的喜剧故事。城中村内廉租房作为小宝、二哥以及弃婴天赐的栖息之地，拥挤简陋，闷热

潮湿，其空间的呈现暗含着外出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窘迫，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境况有了一

定的探讨和表现。

二、“夹层空间”之于人物塑造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打破原有的城乡隔离，大量外来人口背井离乡涌入城市，聚居在提供廉

价出租房的城中村内，非农化的混合社区形态在城市文化的渗透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娱乐休

闲、饮食消费等生活理念被重新塑造，紧跟城市的步伐同时却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独特生活形

态。“一个人的行动无疑由其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来决定，而他的性格和他的社会环境空间又是

密切相关系的，其中个人性格本身会被环境中的种种不可抗拒的势力所塑造。”[8]城中村和公

屋等夹层空间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承载着来自四海八方的“文化”与“想象”，以其自成一派的混

杂却亲民的方式包罗着夹层空间中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落魄”、“暴力”与“温情”，在生活窘迫

与生存执念的交融之间，暗涌着夹层空间对人物塑造的强大能量。

（一）人物的“增魅”与“祛魅”

“生存”是底层叙事电影中永恒的话题，也是人物行为生发的心理基础，人物形象的“增魅”

与“祛魅”推进着电影的叙事与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增魅”使观众“聚焦、高估与美化目标物”，

产生神秘感与物超所值之感。[9]城市和村落的并置和对立，让这两个空间自然而然互相产生

了“增魅”的效果。以电影《香港有个荷里活》为例，生活在大磡村的村民單纯闭塞却又仰望城

市，东东作为来自“好莱坞”的年轻女性，是出卖肉身骗取钱财的妓女形象，但在制作者有意图

的神秘化、仪式化的塑造中被赋予了“增魅”式形象元素。首先，影片通过一个长镜头，将找妓

女的朱老板、看情色杂志自慰的阿明，以及去赴约的阿强三人不同空间的性欲并置，整合并放

大成共同的欲望，为东东的出场做铺垫;其次，影片几次出现从寮屋屋顶上对好莱坞繁华景象

的呈现，阿强与阿明房间内港星与好莱坞明星海报的布景，以及朱老板对母猪怀人胎“科学”技

术的信任与恐惧，达成底层想象的协同效应，完成外来人东东“美好”形象的第二层构建。阿强

收到东东发来的强奸未成年少女的勒索信后，视财如命的他陷入极端暴怒，在阿强心中，住在

好莱坞的东东与他心之所向的好莱坞已融为一体，东东的欺骗摧毁了他的幻梦。拒绝支付赔偿

金的阿强被皮特找人砍掉了一只手，戏剧化的情节迫使阿强成为有两个右手之人;朱老板面对

诈骗后选择沉默与配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现实中的无法把控使其备受束缚;阿明无法面对心

爱之人的利用与欺骗，也随着阿强奔赴杀人之途……“完美”少女如同催化剂般作用于大磡村

内，凸显着全球化浪潮中夹层空间内底层失语群体如同待宰的羔羊般的迷茫与无措。

人物的“祛魅”过程与之相反，是观众基于情感认知对快感体验的反向理解，高估目标物后

的重新判断，致使其魅力降低产生无关紧要之感，基于此，夹层空间对非常人形象的塑造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物和现实空间进行互动，夹层空间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拆解了人物动机和动

作的神秘感。电影《一念无明》讲述的是意外杀母的躁郁症患者阿明出院后，逐步融入社会的

故事。阿明是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精神病人，身上背负着杀母的血案，但影片的视点并非聚焦

于血腥惨案，而是重点关注一个精神病人回归社会时面对人情冷暖的心理世界。公屋内一间破

旧拥挤的房间是父亲的生存环境，阿明出院后在父亲的带领下，通过狭窄的楼梯、局促的长廊

进入房间，阿明的茫然与警惕被无视，父亲刻意的亲近只为安抚阿明吃药，狭窄的空间也抑制

不住父子关系的疏离;邻居们得知阿明的身份后，恐惧“精神病”再次复发伤害他人，一致决定

将其父子二人赶出公屋。公屋内密集的人群和逼仄封闭的空间具象化了社会现实的冷酷与幽暗

冷漠的人性，这将阿明几度推向绝境，其非常人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的展现，打破了精神病人

的“失控癫狂”的刻板印象，达成“祛魅”人物的塑造，意图唤起大众对这一人群的理解与包容。

本文标签： 空间电影香港城中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