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对五个家庭的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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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8日发(作者：)

研究与交流从家庭传播视角探究家庭场域中健康风险信息的传播——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对五个家庭的深度访谈◎王卫明  严敏慧（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摘  要：本文从家庭传播视角调查并分析各个家庭内部获取疫情信息的方式，了解家庭成员对疫情信息的处理方式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有效的信息传播信道。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对五个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探究家庭内部对疫情信息的传播方式及行为。访谈家庭中，武汉地区外的三个核心家庭均是子女率先关注，武汉内的一个核心家庭是父亲率先关注到疫情；且在后期家庭内传播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青年群体较为敏感，对网络信息获取迅速准确并能即时采取措施，中年群体关注与自身相关度较高的信息，对其他信息关注度较低。关键词：家庭场域；家庭传播；健康风险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1）03-0145-03一、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在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初期，纵有官方媒体告知民众要带口罩、避免外出集会，但仍有部分人依旧我行我素，不听劝告，其中大部分是中老年人。2020年1月18日，武汉江岸区的百步亭甚至组织了一场由4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参与者超过10万居民。究其根本，是因为健康传播策略存在不足，传播效果没能达到预期，父母等老一辈人没有正确认识到病毒的严重性、传染性，还妄图用喜庆的大型聚会冲散新冠肺炎暴发带来的哀伤氛围。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年轻一辈人在接触了诸多新旧媒体的相关报道后，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劝阻。这警示我们要注重对家庭内部健康风险信息传播的研究，从最小也是最核心的社会组成单元——家庭开始，构建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作为新兴分支的家庭传播虽起步较晚，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也有待提高，但家庭传播立足于家庭日常生活实践，关注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有其独到之处。在中国家庭场域中，通过对家庭传播的本土化利用，可以更大程度上提高有效信息的传播效益，尤其在情况危急的疫情期间，大部分群众宅在家中与家人共处的时间尤为长久，家庭传播与健康传播的有效结合，将会使得疫情相关的防控信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普及。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能够扩大大众传播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改变家庭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加强对疫情的重视和警惕，以最大化地降低疫情带来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同时也有助于日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和健康成果及健康知识的普及，最终以小带大地提高整个国家民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1]。中国学者曾以家庭为单位，立足于中国日常家庭生活实践，以家庭传播这一视角了解具有多层次共识的人们的互动方式，以期通过传播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功能理论，构建和实际解决家庭中的问题，为家庭治疗提高参考和指引，最终解决中国家庭传播问题，促进家庭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今天，家庭模式正向数字型互动模式发展，家庭传播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新媒体时代的家庭传播媒介平台的作用凸显，家庭传播的作用更甚以往。家庭传播在中国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新兴之地，公共卫生事件与家庭传播相结合的探讨与发现也尚未有学者涉足。本文就将家庭传播与2020年的新冠疫情结合起来，通过对五个家庭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在一定的框架体系下与受访者进行交流、收集资料，了解各个家庭成员在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探讨疫情时期有关信息在家庭内部的传播及家庭成员对新冠疫情的风险感知，以期帮助有关部门更好开展工作，宣传防疫措施。受访者包括一个安徽省的夫妻家庭，三个江西省的核心家庭，一个来自湖北武汉的核心家庭。表1 受访谈家庭的基本信息受访谈家庭的基本信息编号ABCD地域安徽江西江西江西人口2335组成妻子、丈夫传播者无E湖北4父亲、母亲、女儿女儿父亲、母亲、女儿女儿父亲、母亲、大女儿、小女大女儿、二女儿儿、小儿子父亲、母亲、大女儿、小儿父亲子二、传播者的信道差异（一）青年群体（15―35岁）通过对武汉地区以外的四个家庭进行访谈发现，最先发现疫情相关信息的往往都是90后、00后这一青年群体。青收稿日期：2021-1-16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家庭传播研究”（20XWB056）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王卫明（1976—），男，江西万载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实务研究；严敏慧（1999—），女，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新闻学专业2018级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第 5 卷 总第 123期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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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COMPETENCE年群体相较而言更加依赖网络，更加擅长利用网络，于是乎能够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更加迅速便捷地获取来自全国各地的讯息，也因此往往是一个家庭中最先得知疫情讯息的人。得知疫情相关信息的人是父亲，率先采取措施进行防控的人也是父亲。青年群体中的学生群体更倾向于从微博获取信息，微博的话题、热搜往往是各类事件最先发酵的地点，因此最受学生群体的关注与青睐。这四个家庭中的学生群体，也就是最先得知疫情讯息的群体，其首要信息来源便是微博。学生群体在微博得知疫情信息后，开始关注疫情，在多天的关注后发现疫情相关信息仍然存在且逐渐发酵更显严重时，便开始采取行动购买或告知家长并劝诫其购买口罩等必备物资。在青年群体中还存在着一类已经步入社会的群体，通过对一对青年夫妻(男30岁，女27岁)、一名护士(21岁)的访谈发现这类群体除了与学生群体相同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各大新闻平台获取信息外，还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渠道——支付宝。疫情时期的学生群体，由于不能出门，也无需承担家庭开支(买菜等)，支付宝的使用频率直线下降。但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群，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的同时也需要自行承担生活开支，纵使疫情期间支付宝使用频率降低，但仍然保持每天至少一次的使用率，以通过支付宝等途径购买生活必需用品，在使用支付宝时，就会不可避免地看到支付宝的实时疫情播报。而支付宝的实时疫情播报也就成为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二）中年群体在对武汉外的三个核心家庭的访谈中发现，在疫情初期，有关疫情的官方报道尚处于缺失状态，父母对疫情的认知多来源于子女。此时，父母对疫情的态度仍然比较松懈，在子女讲述了疫情的严重性、展示了疫情的数据表后，仍然认为自己没有位于武汉这个疫情中心，不会被波及，所以虽然有购买口罩的行为，但只是为了安子女的心，在外出时仍然不进行佩戴，也不会主动关注疫情。在疫情严峻时期，父母对疫情信息的获取开始处于积极状态，能够听得进子女的话，并开始主动关注疫情的相关报道。但父母获取信息的平台与子女有所不同，他们会主动在抖音、今日头条中关注疫情，同时也更倾向、更相信电视新闻的报道。但是在获取信息时存在一种弊端，他们更相信积极乐观、甚至鸡汤的报道，同时也容易听信一些谣言[2]。在武汉，情况似乎有些许不同，在对一户武汉的农村家庭访谈中发现，最先知道疫情信息的不是家中的子女，而是父亲，同时也是父亲率先采取措施进行防护。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子女与父母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青年群体接收讯息的渠道主要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存在使得信息能够广泛传播，所以对于异地的信息，青年群体往往比长辈要更先一步获取。但是对于本地信息的获取就远不如父辈了。父母在买菜时会和卖菜摊主聊天，购物时会和身边采买同样物品的人聊天，时时刻刻都能和陌生人因为某一个感兴趣的话题而产生交流。吃饭聚会时也同样如此，吃饭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更多是通过聚餐进行人际交往。在餐桌上，朋友与朋友间谈天说地，涉及方方面面，在身边发生而又重大的事往往会被当做谈资迅速流传开来。同时父母一辈的人也更相信自己的朋友，于是，在疫情核心的武汉，家中最先146 传播力研究 2021年03期三、受传者态度的变化受传者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见图1。影响受传者态度的因素子女媒体地区政策身边病例图1 影响因素（一）子女告知时：轻视子女在确信新冠肺炎具有传染性，且已在各个地区传播后会第一时间告知父母，并劝诫他们购买口罩，尽量减少出门拜访亲友，在不得不出门时也要佩戴口罩。但此时的父母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程度还不深，纵使相信有一种病具有传染性，也只认为是孩子们的大惊小怪，事态不会严重到影响自己的生活。虽然而今的中国家庭中家人的地位趋向平等，但在某些大事的决定权上仍然存在家庭权威，且家庭权威(父母的某一方，通常是父亲)的话语权相对较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家庭传播中，信息的传播不仅仅是分享信息与意见。传播是人类构建现实的方法。人类世界不是由对象组成的，而是由人们的反应对象或是他们的意义组成的。而且这些意义是以“传播方式”进行协商。信息传播在每个家庭更多地是对符号背后意义的传播，是家庭成员形成现实理解的重要信息来源。传播者在家庭中从电视新闻媒体等接收信息的过程，其实也是家庭内部信息的传播过程，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在有意无意间接收到传播者想要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此时也能起到信息传播的作用，并进而影响他们的自我意识。（二）国家报道后：由轻视转为外紧内松在疫情暴发时期，各大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平台都有大批量的疫情相关报道。此时的父母们普遍相信疫情的到来，也开始注重防护措施。在出门购买物资时注意佩戴口罩，减少和他人之间的接触。但因正值春节之际，许多外出工作的人返乡与家人团聚，乡村人口激增，访谈的四个非武汉家庭的家庭成员也都回到了乡村。因为乡村相对较为闭塞，多为同一宗族的亲友，外来人口、人口流动较少。村民在村内的防范不够，经常不佩戴口罩在村内行走，同时在本地区疫情不严重的情况下，存在一些家长不听从国家倡导，呼朋引伴、聚众赌博的现象。因为乡村缺乏娱乐活动，聚众赌博现象普遍，而且在聚集赌博的地方还有不少围观的村民，这导致村内人口过度集聚，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但访谈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曾患有重大疾病且与子女关系较为亲密的中年人士相较于其他中年群体防护意识相对较高，也更容易接受有关疫情的信息。（三）地区封锁后：由外松内紧转为重视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各级媒体争相报道，家长下转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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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COMPETENCE责人就必须要在思想意识的层面给予这项工作高度重视以及全面关注，并且要在信息化档案管理工作全面开展过程中做好相应的宣传与推广，让广播电视台各个部门对这项重要工作能够加深了解与加强重视，进而能够全面配合，积极参与，确保广播电视台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的全面提升。（二）创建一个完善化、科学化、信息化档案管理机制新媒体时代，各大广播电视台需要结合自身实际以及国家出台的相关档案管理条例与相关要求，创设一个适合自己的完善化、科学化、信息化档案管理机制。除了对传统档案资料与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妥善保管之外，尤其针对一些新媒体时代科技化的数码档案必须要确保音质、画面清晰流畅，并且针对有字幕的资料应当详细检查与核对字幕制作情况，借助各类信息化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全面提高这项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为查阅人员与工作人员的档案查询节约宝贵时间。（三）应全面夯实广播电视台档案信息化安全管理力度新时期广播电视台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下，绝大多数档案资料都是在一个数字化的状态下进行相应存储和调用，必然会存在信息泄露与破坏的各种隐患。因此，当前需要针对广播电视台档案资料使用以及借阅人员的实际权限展开明确的划分，进而全面确保整个信息化档案管理能够参照一个科学的权限分级方式全面运转和落实[3]。针对不同权限级别的相关人员提供不同层级的档案资料，让安全方面的问题与隐患降至最低。与此同时，新时期广播电视档案管理人员也应当不断摸索与不断钻研，进而从信息安全管理的角度创建一套精密、科学的档案安全管理系统，让广播电视媒体整个档案管理的数据库安全性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接第146页（四）广播电视台档案管理应当做好相关人才的全面培养工作新时期广播电视台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全面开展过程中，必须要做好管理团队的建设以及相关人才的全面培养工作。广播电视台信息化档案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人才不但要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热情，还必须要对最新的档案管理信息化技术全面掌握与了解，进而更好地满足广播电视台信息化档案管理的实际发展需求。这就需要广播电视台应当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和学习活动，让档案管理人员能够充分学习、了解和掌握各类信息化档案管理模式与方法。与此同时，还应当积极创建一支较为专业化的档案管理专业人才队伍，重视对信息化档案管理人才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的有效培养，进而全面提升这项工作的整体效率与质量，为未来广播电视台信息化档案管理各项工作奠定良好的、扎实的基础。四、结语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台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之路“任重而道远”。广电媒体管理层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钻研、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积极寻找更为合理、科学的档案管理方式与策略，力争让广播电视台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能够在未来更上一

层楼。参考文献：[1]徐丽萍.如何提升广播电视台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J].卷宗,2019(8):39.[2]雷雨.电视台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文之友,2019(2):79.[3]樊杰.广播电视台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升的对策思考[J].办公室业务,2014(13):188-189.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封锁，才真正意识到新冠肺炎的来势汹汹、意识到疫情的严峻。封城这一举措，就是在告知全国各地人民疫情的严重性。于是在武汉封城不久后，江西的各级政府也在进行网格化管理，区域封锁，乡村也在同一时间采取各类举措，在村内进行横幅、公告宣传，加之大喇叭在村内的循环播放，以强化村民的防范意识。这些举措使得父母等长辈直观地感受到疫情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迫切感受到新冠肺炎的危急性，也因此对疫情的态度真正重视起来[3]。（四）身边有患者出现时：由重视转为传播者当附近村落或村内出现疑似病患被送往医院，或者出现有武汉返乡的人时，家庭内部的传播流向开始逆转，由子女向父母传输防疫观念，转为父母告知子女在哪里出现了疑似患者被送往医院、哪户人家有武汉返乡人口要避开行走。家庭间的互动行为极大程度上增加了，子女会对父母给予的信息积极回馈，并告知父母自己从同学朋友那里得知的本地疫情相关信息。在身边有疑似患者出现后，父母的防范力度也加大了，不仅注意出门戴口罩，还会定期在家中用酒精消毒。这与访谈的那户武汉家庭中父亲率先关注疫情进行防护的现象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处。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出现与扩散，并及时采取措施，从而成为家庭内的传播者。仅从子女口中得到的信息只能使父母知道有具有传染性的肺炎出现，但在缺乏权威报道的情况下不足以引起父母的重视。在通过央视、官媒等权威渠道的验证下，父母开始重视，相信新冠病毒具有传染性且在一定范围内扩散，但仍存有“天高皇帝远”的侥幸心理，直至身边出现疑似患者，其生活发生改变，此类中老年群体对新冠肺炎的重视度才显著提升，主动接收信息，并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由此可见，中老年群体警惕性较低，只对与自身相关度较高的信息具有较强的关注度，对其他信息相对而言关注度较低。因此，在面临类似的需要全民警戒的突发事件时，需要有关部门落实到最细、最实，直至与普通民众具有亲近性、相关性，才能获得最广泛的关注，才能使每一个国人都警惕起来。此次访谈家庭数量较小，具有偶然性，需要进一步扩大访谈范围以进一步验证此观点。参考文献：[1]朱秀凌.家庭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演进和发展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8(9):29-46.[2]张亚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社区防控管理路径[J].现代商贸工业,2020(15):75-76.[3]朱秀凌.手机技术反哺、亲子沟通与父母教养方式——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4):108-119+155.四、结语青年群体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较为敏感，能够率先关注新148 传播力研究 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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