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管理员组文章数量:1531666
2024年1月21日发(作者：)
中国纪录片——烽火时代（1932-1949）
文字资料整理：
1， 纪录片中的中国抗日战争
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对纪录电影给予高度重视。1933年，罗斯福上任不久，美国电影—摄影联盟的“形象化文献”和帕尔·劳伦斯阐释“新政”的纪录片得到了总统的支持；1934年，希特勒亲自授意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宣传纳粹主张的纪录片；1936年，法国共产党为了在竞选中争取选票，聘请让·雷诺阿拍摄一部融合资料镜头和表演场面的影片；1937年8月2日，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1个月，日本政府即决定在伪满洲国首府长春建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9年，随着二战爆发，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把纪录电影用作战争武器。
种种事实表明，纪录电影在3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已经成为国际现象。对于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来说，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中国纪录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一切抗日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量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内容的抗战纪录电影。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抗战纪录电影的起点，1937年的七七事变使抗战纪录电影进入繁荣阶段。日伪电影机构拍摄的侵华电影，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依照制作主体划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分为如下六类。
1、民营影片公司
从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战纪录电影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成立于20年代的百余家影片公司，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淘汰，到30年代初形成了以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为主的格局，30家左右的中小公司也以各自的特色在电影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起初成立的影片公司大多集中在上海，后来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影片公司，如在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除了影片公司，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也拍摄了抗战纪录电影。这个时期的抗战纪录电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反映凇沪战场的抗日活动，第二阶段主要反映北方战场的抗日活动。
继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2年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由于一二八的炮火摧毁了上海大部分影片公司的制片基地，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成为许多公司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当时，几乎所有公司都派摄制组到战场上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以上为大公司的出品，中小公司的新闻纪录片有：《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
反映淞沪战争的新闻纪录片很快就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的赞扬。比如，《上海之战》在上海郊区巴黎舞场和福安影院上映时创下了连映12天的记录，《淞沪随军日记》和《上海抗日血战史》在广州上映时大为轰动。南洋爱国侨胞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欢迎这些影片，曾经派遣专人到上海购买拷贝，还为影片配制了粤语说明。此外，有些抗日新闻纪录片还被运到美国发行放映。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缔结《淞沪停战协定》。然而，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主要是由中小公司拍摄的。淞沪战争结束后，自1932年6月起上海陆续成立20多家中小影片公司，连同原来没有倒闭的中小影片公司共有30多家。许多中小公司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一方面是出于抗日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由于抗日新闻纪录片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凇沪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动没有结束，北方战场的抗日活动仍在进行。北方抗日战场主要包括：东北战场、热河战场和绥远战场。
反映东北战场的纪录片有：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以及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其中《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东北义勇军的斗争。反映热河战场的纪录片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反映绥远战场的纪录片有：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绥远前线新闻》（1937），前者是西北影业公司成立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记录了我国军队在绥蒙前线的抗日活动；后者反映了傅作义的军队在绥远前线的抗战活动。
2、官营影片公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
中电成立于1934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新闻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主要报道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的前线作战情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电拍摄了新闻片《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后中电迁往芜湖，拍摄了《空军战绩》、《淞沪前线》等。1938年初中电又迁往重庆，拍摄了《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活跃的西线》、《我们的南京》、《武汉专号》、《抗战建国一周年》、《敌机暴行及我空军东征》、《重庆的防空》、《重庆专号》等。
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敌机滥炸重庆》和《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敌机滥炸重庆》）。1940年，中电出品的《中国新闻》第65—67号的内容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访华，威尔基访华，华莱士访华，欢送四川军出川抗敌，湘北三次大捷，抗战以来的伟大工程黔桂铁路，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典礼，中国远征军，滇缅大军会师，缅北反攻节节胜利等。1940年以后，由于正面战场没有多大进展，国民党政府又不准报道敌人后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情况，中电除拍摄《中国新闻》外，纪录片拍得很少，仅有反映部队训练生活的《中国远征军》和《神州展翼》。此外，《林森哀荣录》和《蒋委员长就职典礼》报道了林森去世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海陆空大元帅的消息。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中制成为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一个重要基地。除了继续拍摄《电影新闻》，还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抗战特辑》。第1集报道了七七事变后各方的抗战动态；第2集介绍了1937年9月和10月的战况，尤其是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在日寇进攻华北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第3集记录了1937年11月和12月的抗战动态；第4集反映了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及武汉人民庆祝胜利的游行；第5集的内容为1938年7月武汉各界为纪念抗战1周年而举行的各种活动。
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迁至重庆。在迁到重庆的最初两年，中制在国民党的监视与限制、物质条件不足、日寇轰炸频繁等不利情况下，仍然坚持制作抗战影片。自1939年起，中制增设新闻影片部，由郑君里负责。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除了拍摄杂志新闻片《抗战特辑》第6集和《电影新闻》，还拍摄了一些纪录片。他亲自编导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及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粮，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
路的场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
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战役》（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虽然这部影片资料丰富，客观地讲述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肯定了中国的抗战立场并歌颂了中国军队之英勇，但是由于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遭到批评。正如美国电影史学家埃利克·巴尔诺指出的那样：“卡普拉摄影队拍摄的影片不是全都获得了好评。《中国战役》把蒋介石描写成确实统治着中国的情况引起人们的怀疑，这部影片马上被收回了。”
西北影业公司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迁往西安，后又迁往成都，拍摄了两部抗战纪录片：《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前者是一部短片（配有洗星海谱曲的极为流行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后者的内容较为丰富。《华北是我们的》的摄影师陈晨在回忆本片的拍摄经过时说，1938年冬他到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居住地，拍摄了司令长官阎锡山及司令部的活动，民族革命大学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以及晋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的情况，然后到晋东南拍摄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活动，以及1939年4月晋东南根据地军民抗击3万日军九路围攻的反扫荡斗争。这部影片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上映，1940年2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一篇的文章赞赏这部影片“在抗战史的电影部门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3、香港电影机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沦陷，一些进步的大陆电影工作者迁往香港，促进了香港电影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抗战之前，除了大陆的联华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分场，香港先后成立了大观影业公司和一批小制片公司。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电影机构拍摄了近百部反映抗战的爱国电影，其中反映抗战的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第一部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拍摄的《广州抗战记》（1937）。这部大型新闻纪录片由18个片段组成，详细记述了广州市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做好抗战准备工作的情况，如高射机关枪队、保安连队、消防总队、救护总队、工程总队出动的情形，战时各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敌机空袭广州情形、广州被炸惨状、广州上空空战和敌机被击落情况，这些场面都是在现场拍摄的。
除了大观的《广州抗战记》，较为珍贵的抗战新闻纪录片还有：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片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的《抗日战绩》和《八路军攻平型关》。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建立据点，成立了大地影业公司，左翼电影工作者蔡楚生、司徒慧敏、钱筱璋等参加了大地的工作。司徒慧敏编导、钱筱璋剪接的《保卫四邑》纪录了广东省中山、台山、开平、鹤山4县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香港在30年代拍摄的有些抗战新闻纪录片并非对真实情况的纪录，而是编排出来的（如《血战大南京·炸沉奥陆舰》）。
30年代香港出品的抗战新闻纪录片，特别要提到《西北线上》。1938年上半年，几位香港青年摄影工作者林苍、徐天翔、金昆来到延安，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帮助下进行了两个月的拍摄工作，回港后制作了这部纪录片。影片首先展现了延安城乡的自然风光，然后记录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工作情况和发表演说的场面，延安的一些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延安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由工人、学生、部队、自卫军参加的纪念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演及其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以及陕北人民自卫军操练、八路军渡河训练以及野战演习和日常生活。1941年6月，这部影片更名为《延安内貌》在香港公映，这是第一部在香港公开上映的全部反映延安情况的影片。
4、国际进步人士
抗战时期，延安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所在地。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不仅成为全国人民注目的中心，而且引起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注意。许多关心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抗战前途的外国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社会活动家也都对这座红色革命城市发生了兴趣，有些人甚至想尽办法来到延安，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延安的情况。
最早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于1936年6月至10月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及其首府延安。当时，斯诺也是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教员，他回到北平后开始埋头写作那本后来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在根据地采访期间，不仅记录了大量文字资料，而且拍过不少照片和16毫米纪录电影素材。
1936年底，就在斯诺离开延安不久，美国青年摄影师哈利·邓汉姆来到中国并辗转抵达陕北，拍摄了大量纪录电影素材。他在回到美国后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他以这些素材为主制作了纪录片《中国的反击》（1937）。这部影片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正如美国电影史学家埃立克·巴尔诺指出的那样：“邓汉姆的《中国的反击》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甚至引起了当时与延安联系甚少的莫斯科的注意。简·莱达说，斯大林曾把毛泽东的军队污蔑为‘人造黄油的共产主义者’。然而，1938年从西班牙回到苏联的罗曼·卡尔曼在莫斯科观看了《中国的反击》之后，建议当局派他去延安拍摄影片。于是，他拍出了著名的长纪录片《在中国》（1941）。”
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他在战火中一直坚持拍摄到10月25日武汉撤退才离开。他拍摄了战时的武汉景象，如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此后，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及日军俘虏营的情况。在广西他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小演员表演抗日戏剧的活动，在广州他拍摄了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2月，他又到达重庆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地方拍摄。1939年5月，他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到达延安，拍摄了许多珍贵的资料。6月，卡尔曼告别延安。回国后，他编辑了纪录片《在中国》与《中国在战斗》，并为苏联《消息报》撰写了《中国在战斗中》、《毛泽东会见记》等多篇通讯，出版了报告文学《在中国一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许多国际进步人士的支持。1938年春，荷兰著名纪录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纪录电影素材，回到美国后编成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中国期间，伊文思曾经准备到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素材，由于遭到国民党拒绝并受到严密控制未能成行，但是他在编辑影片时使用了1937年哈利·邓汉姆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的镜头，还通过拍摄地图等方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武装。影片完成后曾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上映，受到极大欢迎。伊文思在离开中国前，把自己拍片用的手提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送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独特的方式支援了初创时期的人民纪录电影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外国电影机构（如美国环球影片公司、纽约赫斯特新闻影片公司、美国百代公司）派出摄影记者来到中国报道抗战的情况。为了使影片得到及时放映，这些机构的摄影记者在交通困难的情况下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美国百代公司于1939年11月4日在广州拍摄了广州失陷及遭遇大火的新闻片，12月就在香港上映了。起初，他们想把拍摄的影片素材经由香港取道欧洲送往美国洗印，但是抵港时由于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已于6小时前起飞，他们就将素材寄往英国，然后转由法航诺曼底号运往纽约，影片制作完成后再乘飞机赶到美国旧金山，然后由飞剪号运到中国。影片环游世界一周，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这样就使影片能够尽早地在中国上映了。
5、人民电影机构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创立和成长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纪录电影，在抗日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纪录片。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即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的筹备工作开始于武汉抗战时期，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938年秋，在筹备工作完成后，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电影器材和胶片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延安电影团。电影团成立之初只有6个人，从事过电影工作的仅有3个人。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虽然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电影团还陆续拍摄了《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等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反映了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产和生活面貌。
1942年，延安电影团开始拍摄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反映了八路军120师359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1943年，这部影片上映时受到广泛欢迎，毛泽东甚至专门为影片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此外，电影团还拍摄了一些新闻片和新闻素材，如1941年的《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延安各界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1942年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九一扩大运动会》、《十月革命节》，1943年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和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影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延安的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生活，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的《彭雪枫师长追悼会》记录了2月7日1万6千淮北军民为彭雪枫师长举行隆重公祭和公葬仪式的情况：追悼会的警戒部队，群众的沉痛哀悼，以及化悲愤为力量的无数举向空中的枪支和手臂，“为彭故师长复仇”的巨大横幅，治丧委员会同志的执拂，沿途群众的纷纷致祭和沉痛哀悼„„影片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革命烈士的哀思，传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体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新四军这支人民军队的热爱以及新四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6、日伪电影机构
日伪电影机构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日本进行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就有日本电影摄影师的身影，一方面进行战事宣传，另一方面试图把中国电影纳入日本的控制范围，这项工作也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著名电影史学家岩崎昶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日本电影时曾经指出：“我们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这段时间的日本电影的历史中，最清楚地感受到下列两点事实。第一，统治者如果花费很长的时间，有意识和有组织地不断施展手段，就可以比较容易随心所欲地操纵人民群众，使他们为政治领导者的目的服务。第二，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电影具有强大的力量。”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政府已通过“大日本电影协会”实施“电影国策”，这个协会也十分愿意通过电影报效国家，正如它在1936年4月发表于《日本电影》杂志创刊号的声明中表白的那样：“本电影协会为了改进和发展我国电影事业，促使出现健康的娱乐影片，使电影对充实与提高国民生活，维持和革新社会风化作出贡献，并进而使电影实现大日本帝国的国策，不消说一朝有事之际，即使是在平时，电影也要在政治和外交上充分发挥它所特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以收电影报国之效，因此创办《日本电影》，作为本会的机关刊物。”上述文字中的有些说法，已经使人预感到1937年7月7日即将爆发的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 1937年8月2日，七七事
变爆发不到1个月，满洲国政府通过了日本关东军提出的“电影国策树立案”，决定建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这个机构于8月14日成立，8月21日开始在满洲国新京长春兴建电影制片厂，1939年11月竣工，这个制片厂被日本人称为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成立之前，日本人已经开始利用总部设立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从事电影摄制活动。满铁表面上是经营大连至长春的南满铁路，实际上却是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的工具。1923年满铁设立映画班，1936年改称满铁映画制作所。此外，满洲国国务院总务所弘报处、治安部军政司、国都建设局、协和会等机构曾与满铁弘报系和松竹映画公司合作拍摄纪录片。 1938年2月，满映在北平设立分支机构新民映画协会，第二年扩大为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华北沦陷区的电影输出输入和发行放映业务，并专门为日本军事机关、国策公司和汉奸政府摄制宣传片和新闻片。1939年6月，日本人指使汪精卫伪政权颁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在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由日伪共同投资，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就任最高职务。这个机构垄断了华中地区和华南沦陷区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并设立“文化电影厂”，拍摄所谓的“文化电影”。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把英美等国在租界内的电影院和电影公司一律作为“敌产”接管，又拉拢12家中国影片公司，于1942年成立中华联合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从此，上海的电影企业表面上是“完全中国人的事业”，实际上全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日伪电影机构拍摄的影片总体来说分为三类：新闻电影、启民电影、娱民电影。新闻电影是指新闻片，启民电影是指纪录片，娱民电影是指故事片，前两类在当时被统称为文化电影。文化电影这个概念并非日本人发明的，而是日本的盟国德国首创的。1925年前后，德国乌发影片公司将它拍摄的新闻片、纪录片、教育片统称为文化电影（Kulturfilm），日本在二战时期借用了这个概念。日本侵华期间，日伪电影机构拍摄了大量影片，总数约为1300部，其中80%以上为新闻纪录片。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纪录电影（包括所有电影）的制作和发行牢牢地控制在军部手里。这个时期的日本纪录电影在鼓动日本军队和民众进行侵华战争的同时，也记录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战绩”。然而，这些影片记录的日军轰炸中国城市、残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破坏中国文化等行为的镜头，不久之后成为了国际法庭指控日本法西斯罪行的证据，这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电影机构始料未及的。一般来说，机构或个人主动拍摄纪录电影是为了记录自己的成绩而不是劣迹，然而电影记录的究竟是成绩还是劣迹，由不得拍摄者自己决定，最终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资料二：
从1931年至1945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是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新闻纪录片的主流，许多机构或个人都拍过以此为主题的影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个时期表现其他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风光片（《万里长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体育片（《中外足球比赛》，1931；《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1933；《斩经堂》，1937），社会新闻片（《杨虎城阅兵》， 1934；《阮玲玉逝世新闻》，1935；《鲁迅先生逝世》，1936），企业纪录片（《中华之丝绸》，1932；《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1935；《胶济路客货运输设备及沿线风景》，1935），家庭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34，刘呐鸥编导）。以上所列仅为30年代拍摄的部分影片，进入40 年代之后这几类影片的数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五大片种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热心于教育电影的制作，内容多为地理风光、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农事活动，其中的大多数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教授拍摄。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经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平，又随西北考察团赴山西、察哈尔、绥远，沿途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摄的《农人之春》，此片参加了 1937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并且获得国际农村影片竞赛三等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参加国际影赛并获奖。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1938—1949）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和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
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 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 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
2，西北影业公司
中国私营电影机构。1935年 5月由阎锡山出资在太原创办。以拍摄新闻片﹑教育短片为主。完成第一部故事片《千秋万岁》後﹐上海一部分电影戏剧工作者宋一舟(宋之的)﹑田方﹑蓝马﹑王斌﹑王苹等参加该公司﹐拍摄反映山西煤矿工人斗争生活的影片《无限生涯》。1936年4月﹐因公司经济拮据而停止工作﹐同年11月又恢复工作﹐曾组织战地摄影队赴绥远前线拍摄新闻素材﹐剪辑成新闻纪录片《绥蒙前线》。抗战爆发後﹐随著太原的失守﹐1938年将制片厂经西安迁到成都﹐邀请沈浮﹑瞿白音﹑贺孟斧﹑杨霁明﹑陈晨﹑程默等编导﹑摄影师以充实公司的艺术﹑技术部门﹔1939年完成反映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次年又拍摄了表现西北人民英雄抗敌的故事影片《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老百姓万岁》拍摄完成全部80％时﹐该公司被阎锡山下令停办。
3，风雪太行山
故事片（黑白）。西北影业公司1940年摄制。
太行山区某村，农民马老汉和儿子小 马夫妇以农牧为生。抗战爆发后，日 本侵略军进占该地，建起煤矿掠夺资 源，小马和许多青年农民被抓去充当 矿工，受尽剥削和折磨。马老汉一心 想救出儿子，同意为敌人带路，作为 释放小马的交换条件。马老汉被骗后 ，小马不但未被释放，还因为他反抗 日军，被打瞎了眼睛。在残酷的事实 教育下，马老汉终于悔悟，在矿工和 农民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时，他也 怀着满腔怒火投入战斗行列。
4，《华北是我们的》
《华北使我们的》共分五个部分，除记录一些当时西北统战地区的情况外，大量篇幅都用来记录当时晋冀鲁豫抗战根据地晋东南地区从1983年冬至1939年春这一时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表现晋东南根据地第一次反日寇扫荡斗争前后时八路军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抗日的情形。
5，中央电影摄影场
中国国民党官方的电影制片机构。1933年10月成立于南京﹐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前﹐曾拍摄过几十本新闻片﹐几本军事教育片和4部故事片。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後﹐曾拍摄一本纪录“七七”抗战的纪录片《芦沟桥事变》。同年秋迁至芜湖﹐拍摄了2部纪录片和3本歌曲片。1938年﹐迁至重庆﹐拍摄了10多部新闻纪录片和以宣传抗日为内容的3部故事影片。其中﹐沈西苓编导的故事片《中华儿女》是一部优秀的抗战影片﹐於1939年秋完成公映。抗日战争胜利後﹐以接收来的原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为基础﹐在上海设立一﹑二分厂﹔以接收来的原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为基础在北平设立三分厂﹔以接收来的原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基础﹐在长春成立长春电影制片厂(1946～1948)。均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成为实力雄厚的官方电影机构。1947年 4月﹐改组为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一部分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曾利用中电拍摄一些宣传抗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影片﹐1949年 1月和5月﹐北平的中电三厂和上海的中电一﹑二厂先後为北京﹑上海的军管会接管﹐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建厂准备了条件。
6. 中国电影制片厂
中国电影制片机构。前身为国民党“南昌行营政训处”下的汉口摄影场，成立于1935年。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一部分爱国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参加该厂,摄制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3 部故事片以及《抗战特辑》、《电影新闻》、《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辑》等多集。1938年 9月，迁移重庆观音岩纯阳洞，在编导委员会主持下，继续拍摄了《保家乡》（何非光编导）、《好丈夫》(史东山编导)、《东亚之光》（何非光编导）、《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火的洗礼》(孙瑜编导)、《青年中国》(阳翰笙编剧，苏怡导演)、《塞上风云》（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日本间谍》（阳翰笙编剧，袁丛美等导演） 7部故事片和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以及新闻、纪录片多集。1938年底还在香港设立分部，创建大地影业公司，拍摄了《孤岛天堂》(蔡楚生编导)、《白云故乡》(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2部故事片。抗日战争后期，该厂改组，从1943～1945年，仅完成《还我故乡》等 4部故事片。1946年迁南京，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1948年8月迁到台湾。
7.《抗战特辑》和《平型关战役》
视频资料（在线播放网址）
/military/kangzhanteji/classpage/video/20100125/100738.shtml
8，《民族万岁》
1940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闻影片部拍成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编导：郑君里；摄影：韩仲良。
这部长达九本，可放映近两个小时的记录少数民族支援抗战大型纪录片，以丰富的素材报道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他们各自的民族风俗人情。
导演郑君里在拍摄中摒弃一般新闻电影刻板的纪录方式，追求尽可能充满激情的镜头语言，带着一些作者主观表达的场面调度。在后期制作中，又把解说、对白和内心独白三种不同性质的声音组织在一起，这些大胆的尝试使《民族万岁》明显区别于当是的其他纪录影片。
获得的当时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民族万岁》是一部优良的纪录片。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有特色，它已经拜托了一般新闻电影式的死板的剪辑，已经扬弃了新闻电影一般陈旧的讲白。它经过了良好的“蒙太奇”，已经整个地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把很多材料容纳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题下了。
新中国成立后， 这部纪录片在哪里一直是个谜，也成了郑君里的一大遗憾。而大陆也一直没有发现这部抗战纪录片。为了寻找这部纪录片的下落，郑家经过多方打听、努力，并在台湾同胞的相助下，终于获悉此片早已被封存在台湾军方的仓库中沉睡了60多年。今年，喜遇抗战胜利60周年，这部纪录片终于几经曲折回到了郑君里的家人手中。郑大里为此还在家中找出了父亲在6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和此片的解说词，并找到了一张父亲1939年在青海拍片时的照片，真是欣喜万分。
9，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
1942年元旦成立于北温泉公园后山之松林坡，厂长李清悚。摄制有《我们的陪都》、《采煤》、《虐疾》、《重九》、《谷雨》、《教育新闻》、《军事管理》、《三峡风光》、《川北胜迹》等，所制影片每月定期在澄江镇放映和在北碚各乡镇经常放映，每月观众约三万人次。抗战胜利后迁南京。
10，伊文思
伊文思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
Ivens，Joris
荷兰电影导演。1898年11月18日生于奈梅亨 ，1989年6月28日卒于巴黎。1927年创办荷兰第一个电影俱乐部。在先锋派电影的影响下，他早期影片带有抒情的唯美主义倾向 ，如《桥》、《雨》等。1930年摄制了表现荷兰人民填海造田的著名纪录片《须德海》。此后，在世界各地拍摄纪录片 ，如纪录比利时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博里纳日》、反映西班牙战争的《西班牙的土地》、表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四万万人民》和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等 。战后，在苏联、波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马里 、古巴、越南等国拍摄了大量纪录片，如《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世界青年联欢节》、《激流之歌》、《五支歌》、《塞纳河畔》、《天空、土地》、《愚公移山》等。由于他在世界各地拍片，故有“飞行
的荷兰人”之称。1946年因拍摄澳大利亚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装卸武器的影片而被荷兰政府禁止出入荷兰，禁令直到1966年才撤销。1955年获得世界和平奖金，1978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 ，1986年又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作品目录：
小茅屋 (荷兰 1911年 黑白 无声 1本)
本片为伊文思13岁时，在家人的帮助下拍摄的一部长200米的影片，是伊文思的第一部电影习作。
桥 （荷兰 1928年 黑白 无声 1本）
1928年，伊文思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拍摄了这部十分钟的纪录片。影片以诗意化的手法，充分调动电影的画面，表现了荷兰鹿特丹市玛斯河上一座铁路升降桥的运动情况。
雨 (荷兰 1929年 黑白 无声 1本)
编导：J.伊文思、M.弗朗根? 摄影、剪辑：J.伊文思
影片表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这座美丽城市在雨中的风貌，充满了深蕴的诗意和清新的风格。
本片与伊文思的另一部影片《桥》被人们公认为欧洲先锋派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品。
西班牙的土地 (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 1937年 黑白 英语 6本)
编导：J.伊文思
摄影：J.费诺、J.伊文思? 剪辑：H.范唐根? 解说词：H.海明威
本片纪录了西班牙内战的部分场景，从前方战争和后方建设两个角度表现了战争的整体。这是伊文思所拍摄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型纪录片，也是伊文思的第一部战争实况纪录片。
1937年，西班牙的内战全面爆发，伊文思以鲜明的立场支持共和派，反对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他和海明威等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共同组成了“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摄了本片。
四万万人民 (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 1938年 黑白 汉语 5本)
编导：J.伊文思 摄影：J.费诺、卡尔
本片表现了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伊文思坚决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他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受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经过周密的准备，经香港来到汉口。他不顾蒋介石政府的阻挠和刁难，亲赴前线，拍摄了纪录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部大型纪录片。其后，伊文思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安排，将自己使用的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秘密转交给了八路军。（这台机器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赛纳河畔 (法国加朗斯电影公司 1957年 黑白 汉语 4本)
编导：J.伊文思 摄影：A.杜美特尔、F.布林
剪辑：J.谢索 解说词：J.普莱凡
50年代中后期，伊文思根据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提供的主题,拍摄了诗意化纪录片《赛纳河畔》。影片中，伊文思以赛纳河为表现对象，巴黎城和赛纳河相会在一起，像亲密的爱人一样紧紧地拥抱。河边垂柳依依，年轻的伴侣依偎在一起；孩子们在河边奔跑嬉戏，在河水里游泳；片片轻舟划过，雨珠敲打在水面上，泛起一个个涟漪。赛纳河养育了巴黎，为城市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影片获当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的“金门奖”，成为伊文思的最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印度尼西亚在呼唤 (澳大利亚码头工会 1946 黑白 英语（中文字幕） 2本)
编导：J.伊文思
摄影：M.米歇尔? 剪辑：J.伊文思
1944—1945年，荷属东印度政府任命伊文思为即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电影专员，伊文思积极筹备，准备拍摄表现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宣布正式独立后，荷兰对年轻的共和国实施封锁政策，不准伊文思进入印度尼西亚，伊文思指责政府违背民主传统，愤而辞去电影专员的职务。
1946年，伊文思在澳大利亚码头工会工人的协助下，秘密拍摄了《印度尼西亚在呼唤》。影片纪录了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为荷兰的船只装运运往印度尼西亚的军火，反对荷兰武装干涉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激流之歌 (德国德发 1954 黑白 汉语 9本)
编导：J.伊文思、F.波兹纳 摄影：D.肖斯塔科维奇
解说词：B.波列伏依 翻译：朱徽明
1953—1954年，伊文思应“世界工会联合会”之请，拍摄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的情况。他在三十二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协助下，以密西西比河、杨子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六条河流为背景，拍摄了沿河人民的生活，定名为《激流之歌》。1955年，伊文思获得“世界和平奖”。影片在中国放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古巴纪行（又名：旅行日记） (古巴工业协会 1961 黑白 汉语 4本)
编导、摄影：J.伊文思
1961年，伊文思应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学院邀请，到古巴讲学，与古巴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旅行日记》、《武装的人民》。本片纪录了古巴的地理风光和古巴人民的精神风貌。
早春 (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58 彩色 汉语 5本)
编导：J.伊文思 摄影：王德成 录音：王绍曾
解说：谢添 解说词：何钟辛 作曲：高潮
影片分为三部分，《冬》、《早春》、《春节》。
《冬》：表现了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的冬季景色以及当地牧民的劳动和幸福生活。
《早春》：表现了南京近郊农民的春耕以及南京市民的生活，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等。
《春节》：表现了无锡近郊农民准备过春节，以及春节期间人民的欢乐情绪，儿童们表演锡剧《双推磨》，农村欢舞龙灯的场景。影片原定名《来自中国的信》，后经夏衍提议改名为《早春》。
六亿人民的怒吼 (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58 黑白 汉语 2本)
编导：J.伊文思、王伟 摄影：包万俭
录音：王绍曾 解说：李连声 作曲：李宝树
本片纪录了北京市人民抗议英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示威游行的情况。
欧洲之港—鹿特丹 法国/荷兰合拍、法国阿尔果电影公司出品 (1966年 彩色
法语 2本)
编导：J.伊文思
摄影：E.V.D.安顿、E.贝克 剪辑：C.杜尔农
这是一部幻想性纪录片，表现了荷兰传说中的“飞翔的荷兰人”从十七世纪离开荷兰后，直到二十世纪才回到了鹿特丹。但是，“飞翔的荷兰人”完全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于是，他独自驾驶着自己的小船驶向太阳。
这部影片使人们更多地想到伊文思本人的经历。影片完成后，荷兰文化大臣准备向伊文思颁发荣誉酬金，但伊文思本人骄傲地拒绝接受。
愚公移山—手工艺人 (法国/荷兰合拍、INA/CAPI出品 1975 彩色 汉语 2本)
编导：J.伊文思、M.罗丽丹
摄影：J.皮季阿马依、李则翔
本片表现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术的继承和发展。
《愚公移山》是伊文思于7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伊文思走遍了中国的土地。他先后到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愚公移山》共由12个部分组成，放映长度为12小时。其中最长的《上海电机厂》为131分钟，最短的《秦教授》为12分钟。
愚公移山—球的故事 (法国/荷兰合拍、INA/CAPI出品 1975 彩色 汉语 2本)
编导：J.伊文思、M.罗丽丹
摄影：J.皮季阿马依、李则翔
本片纪录了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围绕一次学生向老师掷球的事件而进行的一场辩论。
愚公移山—上海第三药店
(法国/荷兰合拍、INA/CAPI出品 1975 彩色 汉语 8本)
编导：J.伊文思、M.罗丽丹
摄影：J.皮季阿马依、李则翔
纪录了上海第三药店职工的服务精神，与顾客的关系以及召开服务质量检查座谈会的情况。
1898/11/18 伊文思出生于荷兰的尼梅格城。其父在该城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后扩大为专门出售制造照相器材的公司：“卡比”（CAPI）公司。
1911 13岁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一部长200米的影片《茅屋》，只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习作。
1917 中学毕业，入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荷兰当时是中立国，但是伊文思仍然被征入伍。
1920 复员后继续在“高等经济学院”，他一面上学一面经营父亲的照相器材商店阿姆斯特丹分店。其间，他还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荷兰“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2-1924 在“高等经济学院”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夏绿丹大学攻读照相化学与照相技术，开始接触当时在德国出现的各种政治与文艺思潮。
1924-1925 在“高等经济学院”毕业后，伊文思入德国德累斯顿市的“伊卡”和“欧纳曼”工厂实习与工人阶级接触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边”，不久转入“蔡斯”工厂实习。
1926 回到荷兰，担任“卡比”公司技术部主任。由于经常同荷兰知识界接触，他开始对电影感兴趣，并看到了被荷兰当局禁映的苏联影片《母亲》，很受启发。不久，他在荷兰创立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并从此广泛接触电影技术。
1927 在荷兰的一家小酒吧拍摄了短纪录片《齐迪奇纪事》表现醉汉的神态。
1928 第一次赴巴黎，试图探讨摄影机的表现可能性，并在那里拍摄了一部4分钟的短片《对运动的研究》。不久，他又回到荷兰，在一位工程师的建议下，经过长期观察与周密准备后，用3个月时间完成长10分钟的纪录片《桥》，获得普遍好评。
1929-1930 拍摄《礁石》，以纪录片形式表现了一个失业渔民的生活。同期，他用3个月在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充满诗意的短纪录片《雨》，是“城市电影”中最富诗意的一部作品。《桥》和《雨》以其深邃的诗意和清新的风格被公认为欧洲先锋电影的代表作，是这个时期实验电影中最具持久生命力的纪录片。
此后，应荷兰建筑总工会之请，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我们在建设》，并根据此片的素材编成了一批短纪录片：《打校机》、《新建筑》、《青年的一天》等。为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宣传片《毁与建》。同时，伊文思开始拍摄反映荷兰填海造田的纪录片，由于此片开始后不久伊文思忙于访问苏联和筹备拍摄其他影片，女剪接师海伦·范唐根据伊文思拍摄的部分有关填海造田的素材编辑成了两部影片，一部是介绍填海技术的教学片，另一部是扼要介绍填海工程的进展情况的影片，取名《苏德海》。
1931 应苏联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邀请赴苏联访问了3个月，他在那里做了几十次演讲，并放映了自己的影片，也观看了杜甫仁科等苏联电影工作者的作品。
回荷兰后，应“菲利浦电器公司”之请，拍摄了宣传片《工业交响曲》（又名《菲利浦收音机》）。他不顾厂方严格的限制，在影片中揭示了高度机械化劳动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害。
同年，应“国际化学处理木材协会”之请，在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拍成介绍用木馏油涂木材的加工处理工艺的纪录片《木馏油》。
1932 再次应邀赴苏联，并应有关部门之请，在钢铁工业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拍摄大型纪录片《英雄之歌》（又名《共青团》、《青年人的话》），颂扬共青团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伊文思的几次苏联之行使他的创作兴趣发生了转变，拍出了堪称那个时期最优秀的战斗电影的纪录片。
完成《英雄之歌》之后，返回荷兰，由于对两年前拍摄的反映围海造田的影片不满，继续跟踪拍摄工程进展。
1933 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伊文思应比利时进步纪录电影工作者亨利·斯笃克之请，不顾当局迫害，利用布鲁塞尔的一个电影俱乐部——“银幕俱乐部”提供的资金秘密的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表现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境遇与互助团结精神。影片完成后，有关当局禁止在比利时和荷兰上映，可是它以在许多电影俱乐部巡回放映了。伊文思在1934年访问苏联时，曾经专门为苏联重新剪辑这部影片，加进了表现乌克兰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劳动以及莫斯科建造地下铁道等镜头，使这部有声的俄文版的《博里纳奇》有了新的内容。伊文思本人及评论界都认为《博里纳奇》是伊文思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4 完成表现围海造田的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伊文思在编辑是将它做成了有声片，并在结尾出加进了表现经济危机的新闻片镜头，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内容。为了区别于1930年由范唐根编辑的《苏德海》，影片最后改名为《新的土地》。由于影片最后一部分表现了经济危机，荷兰、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以“作者过于残酷地表现了现实”等借口而禁映了这一部分。
1935-1936 与当时流亡苏联的德国进步戏剧家冯·范根海姆台作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的电影剧本《战士》，后因故停笔。同期，应邀赴美国讲学，并为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摄制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 西班牙内战爆发，伊文思明确表示支持共和派，并与海明威等一些美国知识界人士创立“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摄《西班牙的土地》，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型纪录片。伊文思当时使用了三台摄影机拍摄，海明威为影片写作并朗读了解说词。《西班牙的土地》在当时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伊文思的重要作品之一。
1938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伊文思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经过周密准备，与《西班牙的土地》的摄影师费诺和卡巴，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记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华期间，宋庆龄女士向伊文思介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伊文思不顾蒋介石政府的百般刁难，亲赴前线，拍摄了收复台儿庄的镜头。在汉口，伊文思第一次与周恩来会见，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镜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以及其他原因，他未能按原意赴延安拍摄。在西安停留期间，他拍摄了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镜头。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将自用
的那架“埃姆”摄影机及数千胶片地赠交给中国革命的电影工作者（该摄影机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伊文思在拍摄了广东人民的抗战决心后，离开中国。
1939 《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及法国上映，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1940 应美国农业部之邀，赴美拍摄宣传农业电气化的影片《电力和土地》。同年，应“斯罗昂基金会”之请，在纽约大学资助下，筹备拍摄纪录片《新的疆界》，表现美国南部学校生活，后因资助人破产及美国准备参战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拍摄。
1941 应美国南洛杉矶大学之请，在该校文艺科学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摄新闻片《警报！》，报道为运送战争物资而定期航行于加拿大与英国之间的船队的活动情况。
1943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应美国纪录电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为美国国防部特种任务局摄制大型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第一集《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由于伊文思对待日本天皇的态度与美国国防部的观点向左，伊文思拒绝最后完成该片。同期，为美国拍摄的纪录性故事片《一个美国大兵的故事》担任技术顾问。
1944-1945 与法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合作，着手摄制反法西斯纪录性故事片《海之女》，由于女主角嘉宝在政府压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摄工作半途而废。同期，荷属东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为即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电影专员。伊文思在澳大利亚邀集一批纪录片导演，用了6个月时间，准备拍摄表现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和一系列教育用短片。不久，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荷兰政府对年青的共和国实施封锁政策，不准伊文思等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伊文思指责政府的行动违背民主传统，与他本人信念不符，愤而辞去“电影专员”职务。
1946 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在悉尼的码头工人协助下，秘密拍摄《印度尼西亚在呼唤》，记述澳大利亚码头工人拒绝为荷兰船只卸装运往印度尼西亚的武器等情况。荷兰当局不仅禁映这部影片，而且借口护照问题，对伊文思采取了进入国境的“惩罚性措施”。
1947 应邀赴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拍摄表现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大型纪录片《最初的年代》。后因政治原因，南斯拉夫部分未编入影片。
1950-1951 伊文思应邀赴波兰，在罗兹电影学院讲学，拍摄反映华沙“世界和平会议”的纪录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同期，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1952 应东德和波兰当局之请，摄制表现业余自行车比赛的《华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赛车》。
1953-1954 应苏联作为发起国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之请，在32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协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长江，恒河、伏尔加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六条河流为线索，拍摄了记述沿河人民生活境况的《激流之歌》。影片运用了细腻的编辑手段，以地球上的六大河流为线索，通过表现反抗压迫的斗争，将全世界的劳动者联系在了一起。它既具有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又充满了典型的伊文思的抒情细节，更为引人
注目的是它明确地预言了第三世界的大团圆。此片被译配成28种语言发行，为全世界的数以亿计的观众所观看。
1955 获“世界和平奖”。《激流之歌》在中国上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6 应“世界民主妇联”之请，拍摄分别表现巴西、中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妇女生活的纪录片《五支歌》，中国部分的编剧为李思杰，摄影试为吴国英。
同年，以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的身份，参加该厂纪录片《我的儿子》与故事片《传奇英雄》（与法国合拍）的拍摄工作。年底，应邀抵达中国访问。
1957 继续在中国访问，受到了刘少奇委员长的接见。郭沫若、沈雁冰分别会见了他。被聘为“中央新闻电影照制片厂”的顾问，向中国电影工作者授课。离开中国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在中国拍摄纪录片。
同年，伊文思回法国巴黎，根据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提供的创意，拍摄纪录片《塞纳河畔》。此片并不是关于塞纳河的风光片，也不是关于河流两岸的名胜古迹的纪录片，而是“一首颂扬城市风光的造型诗”。正如影片的原文片名所表现的那样，他表现的是巴黎和塞纳河的相会，这里有着强烈的对比：老年与爱情，豪富与赤贫，懒散与勤劳，幸福与绝望的孤独……影片“表现了伊文思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处处洋溢着巴黎温暖和煦的阳光”。《塞纳河》荣获当年的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金棕榈”奖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的“”金门奖。
1958 再访问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他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访问，原拟以“电影通讯”形式，拍摄一系列短片，定名为《中国来信》，后将在内蒙、南京、无锡等地拍摄的表现我国北方、南方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昂扬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编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后根据夏衍的建议定名为《早春》。1959回到欧洲，应“意大利国际氢化碳公司”总裁马泰依之请，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电视纪录片《意大利不是穷国》，表现了意大利发现石油资源后，使原来贫困的波河、威尼斯、拉威纳地区以及西西里岛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与提高。由于政治原因，意大利电视台拒绝有关西西里岛的部分，要求已经离开意大利的伊文思进行大量修改。伊文思拒绝修改，并要求电视台在正式播放时将他的名字删去，但是马泰依设法在播放时加上了“意大利电视台取材自伊文思的影片”等字样，而且将伊文思的原版拷贝保存了下来。
1960 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陆，为独立不久的马里共和国政府拍摄表现非洲人民觉醒的纪录片《明天在南圭拉》。影片受到非洲观众的欢迎，但在欧洲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好评，一方面是由于影片没有找到良好的发行渠道，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评论界“还不理解，这种影片样式对于发展欧洲电影事业的重要性”。
1961 伊文思来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应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学院”之请，赴古巴讲学，与古巴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旅行日记》（又名《古巴纪行》）和《武装的人民》，表现了猪湾事件之前古巴人民投身祖国建设的生活，以及时刻警惕美帝国主义入侵的军队生活场面。
1962 应智利的圣地亚哥大学实验电影研究所之请，拍摄抒情纪录片《在瓦尔帕莱索》，表现了智利海滨城市瓦尔帕莱索的风光和人民的生活。同年，应荷兰电影资料馆及荷兰电影科学院之请，回荷兰主持“伊文思回顾展”，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记者招待会上，伊文思重申了他作为进步纪录电影工作者的一贯立场。
1965 经长期准备后，在法国南部拍摄以风为主题的纪录片《西北风》，由于制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现出应有的气势。同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伊文思赴越南拍摄纪录片《天空和土地》。赴越南途中，他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6 被迫侨居国外20余年的伊文思被准予回到祖国荷兰，他决定拍摄一部反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欧洲之港》。伊文思在影片中没有象一般纪录片那样表现鹿特丹港的繁忙景象而是以荷兰民间传说“飞翔的荷兰人”为主线，表现了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荷兰的形象。另外，他在祖国逗留期间荷兰文化大臣拟向伊文思颁发荣誉奖金，伊文思本人拒绝接受。
1967 与一批法国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纪录片《远离越南的地方》。同年，与法国电影工作罗丽丹合作完成反映越南“非军事区”居民生活的纪录片《十七度纬线》。
1968 与罗丽丹一起赴老挝，在当时的老挝解放区拍摄纪录片《人民和枪》，影片由四个片段组成：“人民军队武装人民”，“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是万能的”、“没有武器，人民就没有力量”。
1969 在越南拍摄纪录片《会见胡志明主席》，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见。同年，伊文思自传《摄影机和我》出版。
1971 与罗丽丹一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提出要在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1972-1975 偕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在中国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我国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愚公移山》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汽轮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手工艺艺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现了各阶层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劳动、学习、等情况。在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坚持深入现场，以熟悉生活和拍摄对象。整部影片共放映12小时，其中最长的是《上海汽轮机厂》（131分钟），最短的是《球的故事》（11分钟）。在此期间，伊文思和罗丽丹还在访问新疆之际拍摄了两部短片：《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新疆和维吾尔族》。
1976 《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国家艺术影院上映，放映周期很长，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
1977 《愚公移山》在中国举行首映式，伊文思在一年中先后两次应邀来到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
1978 伊文思再次应邀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同志的接见。同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
1979 伊文思应邀来中国，为庆祝他的81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分别举行招待会或庆祝会，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1980 为表彰伊文思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他从事电影工作5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伊文思创作回顾展”。
1984-1988 伊文思与罗丽丹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年近90的伊文思继续进行艺术探索，影片拍摄的几乎是被认为无法拍摄的事物。这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归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电影语言，“直接电影”的手法，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影片的表现手法细腻，内容虽然抽象而又晦涩，但是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受到人们的热烈称赞。此片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于1989年初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
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11，《四万万人民》
《四万万人民》：“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四万万人民》：“我看到了勇敢！”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四人中，“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从13岁就开始拍摄电影，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多部影片，有“先锋电影诗人”之美誉。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他国家度过，哪里在燃烧，他就带着摄影机赶到哪里，并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人，20世纪世界的风云变幻几乎都在他的摄影机镜头里定格。他一生潜行于战争，在西班牙内战里，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直到70岁，他依然在战火中拍摄影片。他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而战斗的勇气。
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年近九旬时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世纪之久。“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多次来中国，他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我触到了中国”
1938年4月初，抗日战争激战正酣，伊文思一行从美国起飞，与他同行的是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他们经檀香山到香港，经香港到达汉口，伊文思在飞机上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研究那片神秘的东方土地。
抵达中国不久，宋庆龄女士向伊文思介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之后，他们来到徐州战场，在台儿庄见到了李宗仁。不久，台儿庄战役开始，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可没人敢为这两个外国人的生命承担风险，他们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
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台儿庄一役之后，伊文思一心想去延安拍摄八路军抗战的镜头，被国民党当局拒绝。周恩来也为大局考虑，劝说伊文思放弃延安之行。从此，他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维系了近40年。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得知延安方面正准备自己拍摄电影，便决定将一台“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2000多英尺电影负片送给八路军。汉口郊外的一个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左翼电影人吴印咸。1938年9月，这批器材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运抵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时任摄影队长的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
伊文思根据此次中国之行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记录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
伊文思与中国
1938年的中国之行，“飞翔的荷兰人”开始了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1958年，他将在内蒙、南京、无锡等地拍摄的表现我国北方、南方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劳动热情与昂扬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编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后根据夏衍的建议定名为《早春》。
1971年，他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罗丽丹一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2年至1975年的三年时间里，伊文思与罗丽丹一起，在中国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愚公移山》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汽轮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手工艺艺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现了各阶层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劳动、学习、等情况，整部影片共12小时。1976年，《愚公移山》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国家艺术影院上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好评。
1984年至1988年，伊文思与罗丽丹多次来中国，拍摄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年近90的伊文思继续了他的艺术探索，他在影片中罗列了多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猴王、射日、嫦娥奔月、李白醉酒、兵马俑，差不多所有重要场景都是被排演的，在生命的最后作品中，伊文思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御风而行，留下了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对东方文化的解读，留给观众无尽的想象和思索。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影像的历史化石——《四万万人民》 1999年我平生第一次到北京，用替别人考试挣来的400块钱。在伟大首都的某著名广场，我看到那座纪念碑被罩上了绿色的苫布，活像一个超级大啤酒瓶。为迎接五十年国庆，整个广场都在翻修，四周也围起了长长的隔离栅栏。望着眼前的景象，我想到了十年前那场青春梦魇，而此时和我一样的年轻大学生正在领导们组织下整齐的走上街头，拙劣的表演着他们虚幻的爱国热情，因为前一天，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刚刚被炸了。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历史不喜欢悲剧，而只有喜剧，亦或荒唐的闹剧，因为我们太擅长遗忘，出于被迫或者蓄意。这样的感觉让我当时年轻火热的心顿感索然，于是立刻买了火车票落荒而返，在我刚刚抵达北京的当天。时至今日重提此事，是因为正值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看了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那部和抗日战争有关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是影像，让真正的历史不再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和遗忘之中。虽然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大都无非只是空谈，但当你面对荧幕上这些活动的昔日生命印迹，还是会在某个瞬间忍不住扪心自问：这些可都是曾经真真正正发生过的呀，怎么能看得如此平静？虽然有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一针见血的判断，虽然人类历史常常被心怀叵测的蓄意篡改和擅加利用，一如胡适当年不无幽默的调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毕竟有些事实和证据是任凭怎样枉费心机也抹煞不掉的，比如眼前这部纪录片。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飞机在矿轰乱炸，人们四散奔逃、房倒屋塌，一个年老的妇人怀抱婴儿坐在地上，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拉扯旁边仰卧着的，那或者是她丈夫或者是她儿子的尸体。凡此种种让人惨不忍睹的画面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一直折磨着作为观看者的神经，影片首先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的，就是法西斯侵略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和伤痛，这是战争最直接的后果也是最大的恶。影片在后面还采用了声画错位的手法，一边是“我们日本军队进入中国是为了带去和平，中国的妇女和儿童用鲜花欢迎我们”的日本军方话外音，一边则是大炮无情的轰炸，战火在燃烧，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影片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了没有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前的中国，人们是怎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伟大的中华文明，并且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这个最古老的东方帝国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现代化。然而正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同时也直接的中断了上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影片提供给我们的最值得思考之处。因为回过头来再看，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这场战争间接的影响到了后来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影片名之曰“四万万人民”，是因为无论在反映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还是在讴歌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时，影片的着眼点、重心都始终放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也正是这一点是我认为影片做得最为出色的地方。因为只有老百姓才是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相对于拍摄者而言，只有深入到普通百姓和士兵中间，才能捕捉到最为真实的画面和现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然而街头老百姓疲于奔命的逃亡之旅和普通士兵的冲锋陷阵无疑是最动荡，也是最没有安全保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要比拍摄领导人开会和讲话更难以把握，同时也意味着要冒更多的风险。《四万万人民》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军政要员和知名人士的身影，比如蒋介石、宋氏姐妹，还有周恩来等，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热血青年在街头宣传抗日的画面，并听到了他们热切呼喊的声音，一个小女孩把自己储蓄罐里的硬币倒入捐款箱的珍贵瞬间以及台儿庄战役中将士们运筹帷幄、浴血杀敌的战地英姿。 在看《四万万人民》这部记录片之前我曾经去参加了一个美国教育中心举办的活动，活动内容
是观看一部制作于二战期间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参战”系列之“中国战役”（制片及导演：弗兰克.卡普拉，他曾导演过「一夜风流」，「迪兹先生进城」及「浮生若梦」等奥斯卡获奖影片），根据资料介绍，“我们为什么参战”是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为了动员士兵参战而制作的宣传片，军方对影片导演提出的特别要求是要“制作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有据可查，事实确凿的电影，向军中将士说明我们参战的原因，以及我们为之战斗的道义”。从个人的观感而言，应该说这部纪录片非常好的完成了预期目标，我推测当时的美国士兵在看完此片后一定会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而感到自豪，因为时至今日，你依然能够在观看此片时被深深的感染，那种对中华文明极尽美好的赞美和讴歌，那种对全民大迁徙时刻悲壮气氛的渲染以及对叙述节奏的把握等等，能够把一部主要用来宣传的纪录片拍得如此好看，令人感动，不能不让你佩服好莱坞对观众心理的把握确实老道，煽情手法一流。 但是当你仔细回味的时候，你却发现，在那些过于宏大的场面俯拍和高谈阔论背后，却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因为那些普通人的身影通常只是用来作为背景衬托，影片更多的还是把重心放在一些宏大场面的烘托和宏大叙述的展开上，从而并没有对战争中的个体给予充分的关注。在这一点上《四万万人民》做得就要好很多，这是一部由众生相构筑起来的影片，处处能够让你感觉到生命无处不在的气息，甚至是那些被拍者对镜头的观望和躲闪，都能让你发现借助影像，有一些东西真的可以不朽。
视频资料：《四万万人民》（已下载）来源：优酷网
12.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1938年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于延安，全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谭政任团长。最初人员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魏起、叶仓林、马似友、吴本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而后迅速扩展
1938年10月1日
《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的黄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揭开了“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
整部纪录片拍摄过程历时两年，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为鲜明，其中心为“天下人心归延安”，这也符合当时全中国进步青年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的热切心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上映，但是它拍摄的许多素材，在后来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等片中曾被反复使用，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白求恩大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这要归功于“延安电影团”吴印咸拍摄的有关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的宝贵素材。《白求恩大夫》一片生动表现出白求恩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情以及战士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与热爱。
枪林弹雨中的拍摄正像“电影团”成员之一徐肖冰回忆的那样：“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有部队保护才突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宝贵资料中，不乏精彩而激烈的实战场面，甚至敌人的子弹射在匍匐前进的战士面前激起的一柱柱尘土，都清晰可见、惊心动魄。
■影史揭秘
伟人最早的身影
●电影团拍摄《延安与八路军》过程中，渡过黄河，到达贺龙率领120师开创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同志发现电影团的同志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就给主要成员都配上了骏马。
●由于当时拍摄条件很差，往往造成很多麻烦。
有一次拍摄邓小平时，因为摄影师要求过多，邓小平发脾气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好在刘伯承出来打了个圆场：“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啊。可是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点才这么认真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本来就长得让人害怕，马马虎虎拍出来，谁敢看啊？“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朱德的脾气好，拍电影时非常配合。朱老总有一匹非常漂亮的大洋马，徐肖冰觉得拍摄朱老总骑在马背上效果一定很好，他的提议朱老总马上就同意了，虽然他平时并不骑这匹马。拍完电影镜头后，朱老总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著名的邮票。
●毛泽东对拍电影、拍照片也很配合，但工作人员一般都不敢影响他的工作。
徐肖冰拍摄毛主席最著名的那幅照片，是主席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照片里“南京解放”几个字特别清晰，构图也非常和谐，在摄影界曾有评论认为这是摆拍的典型，其实是徐肖冰费尽心机才找到了最完美的角度，他哪敢让主席摆拍啊？
■过去时
解放区纪录片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电影团”的全体人员被分配到东北解放区，接收“满映”
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解放区电影创作的新闻纪录片以《民主东北》为代表，全方位地纪录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后方解放区军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大量新闻纪录片，其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中途歇息的镜头，毛泽东深夜不眠、研究战局的镜头，已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经典内容。
外国进步电影工作者罗曼·卡尔曼在延安罗曼·卡尔曼是当时苏联杰出的时事纪录片制作人，他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大热点：西班牙内战、缅甸、古巴、印度等等，当然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也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1939年5月，卡尔曼完成在国统区的拍摄之后，突破封锁线来到了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也接见了卡尔曼。卡尔曼在后来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我和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卡尔曼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完成了两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
当时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新闻工作者都先后来到中国，拍摄和报道中国抗战实况，这不仅为中国抗战留下了从旁观者角度出发的宝贵历史纪录，也在外交上体现出国际人民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支持。
■世界风云
●1938年，瑞芬斯塔尔拍摄了《奥林匹亚》（德国）。
这部两集片政治意识浓重，字里行间都在试图强调自己是“优等种族”，但是无可否认，《奥林匹亚》具有不可忽略的艺术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末期，好莱坞已经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中彻底醒来，重振雄风，投入巨资拍摄大型史诗电影，其中包括1939年推出的影史永恒经典之作《乱世佳人》。
■现在时
注重平民化的当代中国纪录片
纪录片在这几年呈现出愈加火热的趋势，从法国关注自然生态的《迁徙的鸟》，到英国的《冰峰168小时》，闹得最欢腾的还是莫过于美国“愤青”迈克尔·摩尔，从《科伦拜恩大保龄》到《华氏9·11》竟然通吃奥斯卡和戛纳，且不论他的作品是否有个人观点凌驾于纪录事实之上的嫌疑，至少他再一次让更广大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纪录片可能拥有的力量。
中国的纪录片从1895年开始的“影戏”时代，到之后的民主时代、烽火时代、英雄时代，一直到1983年至今的平民时代，也跨越了将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延安电影团”
时期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已经成为一抹不可忘却的回忆。
今天从和平时代走来的纪录片制作者，显得更关心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涌现出大量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是时代的转变促使人们从纪录传奇到关注生活，你很难评价究竟哪一种姿态更为高尚或伟大，毕竟决定一部纪录片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并不在于它的题材有多惊世骇俗，而是纪录者的态度。
2004纪录片亮点之作
《茶马古道·德拉姆》《茶马古道》系列看上很像那些现在很红火的旅游指南，但还好，它并不是一部只求风光旖旎或是民族猎奇的浮夸之作。《茶马古道》有一种难得的平静，这种平静与田壮壮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然坚持回归电影本质的沉着、泰然是一脉相承的。
具有纪录片风格的故事片《可可西里》
陆川带领着工作组深入藏区，耗时两年半拍摄《可可西里》这样一部纪实性故事片的行动，听上去很像一次现代人对边缘状态充满好奇的探险，但难得的是《可可西里》不是一部猎奇之作，它将都市人对青藏高原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其中呈现的是陆川对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关注，贯穿的是反映真实的一种精神。
13，《延安与八路军》
导 演：袁牧之
摄 影：吴印咸等
延安电影团按计划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电影、也是电影团的第一部影片做准备工作。影片的名字《延安与八路军》，是根据周恩来的愿望定下来的。袁牧之担任这部影片的艺术设计，负责编导工作，吴印咸主持摄影工作。
随着对延安和八路军了解的深入，袁牧之开始动手为未来的电影撰写拍摄提纲。经过不断地修改和讨论，详细的拍摄提纲终于完成了，并得到党中央的批准。
拍摄提纲共分四个部分：
1)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来到延安；
2) 介绍延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包括中共中央领导和机关，以及延安居民生活、工作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3) 介绍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4) 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青年，经过学习之后，又奔赴前方各地去工作。
他把影片的内容分为延安生活和八路军生活两个部分，计划拍摄工作也将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先在延安拍摄延安生活的有关素材；第二步，到华北前线和敌后去拍摄有关八路军的素材。
最让大家担心的是电影团的器材问题。尽管到延安前做了最好的准备，但条件还是非常有限。他们当时所有的设备被称为“两动三呆”，“两动”是有两台能拍活动电影的机器，一台是伊文思送的35毫米的独眼“埃姆”摄影机，一台是在香港买的16毫米的“菲尔姆”摄影机。“三呆”是指3架拍照片的相机，都是吴印咸自购，1台拍120的，1台是拍4英寸干板；还有1台是拍135的。他们手中共有上万英尺胶片，其中包含伊文思在武汉赠送的2,000英尺，另外还有一些在香港购买的洗印药品。除此之外，制片用的拷贝机、洗印机以及其它设备，延安电影团一概都没有。要有的话，那就是住的几孔窑洞了。这些就是延安电影团摄影队的全部生产资料。
经过1938年9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电影团终于准备好了，他们不仅完成了《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对延安与八路军有了认识，对抗日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明白如何去拍这部影片。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的桥山黄帝陵前举起了摄影机，拍摄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
按照拍摄提纲的计划，电影团摄影组在延安地区拍完《延安与八路军》的全部素材后，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区进行拍摄。
1940年3月初，袁牧之携带在晋察冀各地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底片，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军分区所在地河北省易县出发返回到延安，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但是电影团没有任何影片的洗印设备，而延安这个西北的小土城，既没有电，也没有电影洗印必须的大量流水，令袁牧之伤透脑筋。为了完成后期制作，他曾作了各种设想，想了各种办法，终因当时延安缺乏最起码最必要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进行。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不会接受革命根据地和八路军的电影内容，影片有被检查和毁掉的危险；而设备条件最好的上海已经沦陷被日寇占领。袁牧之又曾设想去香港制作，但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形势变化，去香港的交通已中断，要去就得冒相当大的风险，他最后也放弃了这一设想。
党中央在听取了袁牧之的情况汇报后，经过缜密思考和商量，最后决定派遣袁牧之带着已经拍摄好的胶片到苏联去完成后期制作。当时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是得到苏方的大力支持的，影片关于革命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内容是可以得到苏方的接受；其次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基本畅通，又不在战区内，比较安全可行；第三，苏联的电影技术和设备经过多年发展，完全可以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如果影片在苏联制作，还可以向苏联的电影事业学习取经，为未来的革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管理做准备。
袁牧之又向党中央提出，《延安与八路军》应是有声片，除解说词外还要配音乐，他希望党中央能批准
作曲家冼星海同去苏联，参与影片的后期制作。冼星海来延安前，在上海为近10部电影作过主题歌和插曲，有丰富的为电影作曲的经验。《延安与八路军》是中国电影，它的音乐应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不应该请外国（苏联）作曲家来写。党中央批准了袁牧之的请求，同意派冼星海和他一起去苏联。
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正当袁牧之的影片后期制作工作接近尾声，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业已完成的时候，令人意料不到的突然事件发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由于初期战事失利，苏联的正常工作秩序全部停滞，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电影机构也都纷纷向后方的远东腹地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袁牧之和冼星海原定的工作被迫停下来，不得不按苏联方面的安排，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与其他从延安来莫斯科的同志们一起离开莫斯科。
在漫长慌乱的撤退搬迁过程中，由于战时的极大混乱，致使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当袁牧之发现这个情况时，犹如晴天霹雳。他心急如焚，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最终也没有任何关于这批影片的消息。一个孤单的中国人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无可奈何，完全被淹没在世界大战的海洋里。
这部影片是电影团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电影。如果这部纪录片能够按计划完成，及时带回中国放映，那将会对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产生多么大的鼓舞，那将会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延安和革命根据地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啊！它是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历史的电影资料，第一部反映延安和革命根据地的电影资料，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纪录了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革命的民主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在陕北的蓬勃发展，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不寻常的革命生活。它还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未来新中国政权雏形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经济生活，八路军这支人民军队的训练、生活和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八路军与人民之间在战斗和生活中新型的关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以及革命领袖将领的珍贵形象、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生活、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这些不仅是我国抗日战争的时代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重要党史资料之一，因为这些资料真实丰富地记录了革命根据地抗日军民斗争生活。如果这部纪录片能够保留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将无以估量，会有很多的历史事件有影像资料可考，会有很多的历史影视作品可以使用这些资料，会有很多的书籍可以使用这些资料，后代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这段历史。这些资料遗失海外，这是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解放后，一些专业人士多次前往苏联想找回这部影片的胶片，但最终未能如愿，只是零星找到部分底片。
摘自《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的故事》
14，东北电影制片厂
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电影制片厂之一。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实际上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就开始了，当时起名叫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0月1日才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成立，从这时起，真正意义上的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诞生了，原址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后迁往长春。
首任厂长是袁牧之，当时的人员主要由延安、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和解放区其他一些电影工作者组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5月这个厂在哈尔滨完成了故事影片《桥》的拍摄， 它被电影史学家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部故事片。
1955年后，东北电影制片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厂址吉林长春。现属于长影集团。
15.《民主东北》
东影成立后，为了使电影更好地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确定首先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在建设厂房的同时，就派出摄影队到东北民主联军中去拍摄影片。最初派出徐肖冰、吴本立、马守清三个队，接着又派出包杰、王德成，他们分别到部队和农村拍摄新闻纪录片素材，由钱筱璋、许珂编辑成《民主东北》第一、二合辑，包括《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吴本立摄）、《活捉谢文东》（徐肖冰摄）、《追悼李兆麟将军》（王德成在长春市时拍摄）、《内蒙新闻》（包杰摄）。于1947年5月1日完成，这是东影的第一个出品。1947年7月1日将之制作成国际版的《民主东北》第一、二合辑送布拉格青年联欢节放映，使中国解放战争的情况第一次公诸世界人民面前，也是中国的人民电影第一次公诸世界人民面前。
在解放战争期间摄影人员迅速成长。1946年底，共编有32个摄影队。他们陆续跟随人民解放军从东北转移到华北，并陆续向各新解放区挺进。
在东影，新闻纪录片的工作得到厂长袁牧之同志的亲切关怀，并有艺术处长陈波儿领导新闻纪录片的创作工作。对东影摄制的17集《民主东北》进行了策划、组织摄制工作，并编导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当时新闻片组组长钱筱璋，副组长吴国英。
从1947年到1949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内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尺新闻纪录电影的素材，在东影出品的《民主东北》17辑中有13辑的内容完全是新闻纪录片，其他几集有部分木偶片、科教片、故事片，也有部分新闻片。
《民主东北》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纪录东北解放战争为重点。纪录了东北人民解放军从退守到反攻特别是恢复解放区到解放全东北的整个过程，从各方面反映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人民子弟兵的英勇战斗。
《民主东北》是大型的杂志式的集锦片。每一辑有各种栏目的新闻片和专题纪录片。如《民主东北》第三辑中有纪录土地改革的短纪录片《翻身农民》，有纪录东北文艺工作团二团演出的秧歌剧《翻身年》。还有夏季攻势简报，其中包括：（1）四下江南。自1946年6月起一年来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力量空前壮大，影片纪录西满前线部队又一次渡过松花江向敌挺进，收复公主岭、收复昌图，缴获大批武器和俘获大批俘虏。（2）周保中将军视察老爷岭。纪录民主联军收复吉林外围重要前哨阵地老爷岭。（3）收复双河镇。纪录东满前线民主政府给刚解放的市镇发放救济粮。（4）胜利在后方。纪录蛟河县、佳木斯以及合江人民的祝捷大会及慰问民主联军的情况（。5）东满前线。纪录
民主联军收复盘石县、解放西安县的情况。（6）战后四平。纪录我军首次解放四平后，惨遭破坏的四平及敌军的轰炸和民主联军掩护群众躲避空袭，对国民党俘虏回家者发放路费准其回家。仅从这一辑的一些内容中即可以看出民主联军凌厉的攻势及其执行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对敌人、对俘虏的各项政策的情况。可以看出民主联军的胜利是由于翻身农民的支持，土地还家，农民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还可看到解放区后方人民安定的生活，欢天喜地过年的情况。可以说《民主东北》是东北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军事各方面活跃生活的写照。《民主东北》第四辑有《农村简报》反映翻身农民做军鞋支援战争和农业喜获秋收。有短纪录片《伟大的贡献》介绍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抢修铁路、修复电话、修复煤矿，并给劳模在群众大会上发奖章、奖品。还有短纪录片《中国医科大学》，纪录医科大学的教学活动。学校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学习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培养联系实际的医务工作者。这一辑是着重反映后方的工人、农民，工厂、学校为战争服务的活动。
在13辑完全以新闻纪录片为内容的《民主东北》中，首先是纪录了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斗。除前所述外，尚有《爱国自卫战在东北》（第八辑），综合报道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各条战线上收复通化、梨树、双阳、四平等地的情况，以及哈尔滨的祝捷大会。《解放东北最后战役》（第九辑）报道了辽沈战役的全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力量。影片编辑姜云川，摄影有刘德源、吴本立、唱鹤翎、吴梦滨、石益民、高振宗、雷可、韩秉信、张永、翟超、陶学谦、徐肖冰、李光惠、马守清、包杰、田力、张沼滨等。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编辑钱筱璋、姜云川）收入第十七辑，则是集中使用东北3年所拍影片资料，综合报道东北3年战争从退守到反攻直到解放全东北的全部情况。从影片中我们看到人民解放军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看到艰苦的四平攻坚战，看到锦州市街的巷战，看到解放绥中、兴城、义县的战斗情景。影片使我们看到曾泽生将军的起义，郑洞国的率部投诚。表现了我军英勇战斗的黑山阻击战以及大虎山歼灭战的胜利。表现了解放沈阳、扫荡营口直到东北全境的解放。影片表现了我军解放全东北的艰苦历程，表现了我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表现了人民支援战争、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伟大力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信心。这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的纪录片。它纪录了解放战争这个历史阶段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北战场的胜利进程。
《民主东北》中还有纪录平津战役的《解放天津》（第十辑）、《北平入城式》（第十辑）、《毛主席莅平阅兵》（第十一辑）。《解放天津》纪录了人民解放军突破天津外围防线，攻入市区全歼守敌，活捉敌高级将领陈长捷，直到天津人民欢庆解放。《北平入城式》纪录了我军和平解放北平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市人民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情景。《毛主席莅平阅兵》纪录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进入北平举行隆重的阅兵式。
影片还有反映部队生活与部队教育的内容：如《民主联军军营中的一天》、《嫩江独立团荣升主力》（第六辑）、《阶级教育》（第七辑）、（战地医院）（第七辑）等等，可看出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经过诉苦的阶级教育，战士知道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是解放军战士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民主东北》还记录了东北解放区的工人、农民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如反映工人阶级热情《重归人民的鞍山钢铁厂》（第七辑），以及安东造纸厂、东北毛织厂、伟大的贡献、翻身工人„„等都介绍了工人恢复生产、支援战争的情况。以及发地照、送喜报、农村建设（第十一辑）、做军鞋，前线炮兵助民生产，也可看出农民支援战争及其与部队的亲密关系。
此外尚有其他的内容如《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七辑）、《富饶的东北》（第十一辑）、《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第八辑）、《还我延安》（第五辑）、《东影保育院》（编导成荫，第七辑），影片不限于反映东北解放区的斗争历程，更从多方面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面貌。《民主东北》在配合东北解放战争，向人民进行思想教育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在东北新解放区沈阳、长春以及关内的北平、武汉等地放映，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通过电影他们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了解到东北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以及工农业建设的发展。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电影显示了它的力量。
东影摄制的17辑《民主东北》，都是厂内的作曲家创作音乐。据当时东影负责音乐组的何士德同志回忆，袁牧之曾给他说过：我们制作中国的影片应有中国的作曲家作曲，在兴山时有何士德、向异、黄准、李凝、苏民、徐辉才等为影片作曲。在尚未成立乐队前由一些会乐器的职工组成业余乐队，完成《民主东北》影片的配乐工作，尹升山作为指挥，从指挥业余乐队到1948年成立乐队后仍任指挥。
摘自《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
16.华北电影队
中国电影机构，正式名称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1946年10月在河北省涞源成立，汪洋任队长，队员30多人。该队为适应当时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把电影设备、器材经过改装，全部安置在一辆胶轮大车上，以流动方式在冀中平原开展巡回放映和新闻电影拍摄工作；先后在平山、定县、兴国等地建立新闻摄影据点，拍摄了不少有关华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素材。1947年在华北电影队基础上成立万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华北新闻》等新闻影片。1949年 1月参加接收国民党政府在北平的电影机构后，其摄影队与原制作部门人员都参加了北平电影制片厂。
17.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检阅仪式。叶剑
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将军及北平各党政军机关首长前去迎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满怀着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自己的领袖。在北平的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都来机场热烈欢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领导人检阅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兵。
编 导: 高维进 摄 影: 徐肖冰 苏河清 石益民等 剪 辑: 吕梁 于季芳 音乐编辑: 黄准
贺绿汀 指 挥: 李德伦 演 奏: 华北人民文艺工作团 录 音: 陈燕嬉 影片本数: 1
色 别: 黑白 出 品 年: 1949
版权声明：本文标题：中国纪录片烽火时代 内容由热心网友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转载请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m.elefans.com/xitong/1705785352a155612.html， 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