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admin管理员组

文章数量:1530847

2024年7月15日发(作者：)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作者：王浩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01期

〔提 要〕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

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

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邏辑，致力

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

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

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

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拜登主义、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大国竞争、跨国挑战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4）1期0053-21

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以历届总统命名的各类“主义”通常成为不同时期美国外交

政策的指导原则。拜登政府执政后，从美国面临的时代变局出发，以一系列新的战略理念为指

引，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由此推动“拜登主义”（Biden Doctrine）渐趋

成型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从2022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首度在官方层面提出拜登主义的概念并赋予其“为未

来十年的美国外交定向”的定位，到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时代变局

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一整套目标愿景、战

略路径和优先事项的布局，都表明拜登主义具有值得关注的中长期战略意涵与较为鲜明的转型

特征。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四年以及2024年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对拜登主义这一业已

成型并可能产生持续战略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进行探讨正当其时。

一、拜登主义的生成背景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后冷战时代无疑已终结”，“我们现在采

取的行动将决定未来的世界是走向冲突失序还是变得稳定繁荣”。这一首次来自美国官方的对

后冷战时代终结的判断表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战略需要成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理念生成的

背景。该背景由美国政治精英所认知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意识形态三维重大结构性变化组

成。

（一）地缘政治背景：大国竞争与跨国挑战交织加剧

在拜登政府看来，时代变局首先体现在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地

缘战略并非聚焦大国竞争，而是在威胁评估基础上将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国家

安全战略的重心。尽管奥巴马政府通过“亚太再平衡”等战略调整谋求在应对大国竞争与打击恐

怖主义间的平衡，特朗普政府执政后进一步突出了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性，但大国竞争全面回

归的标志却是拜登政府执政后的两大里程碑事件：一是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宣告

其以全球反恐为重心的时代彻底终结和以大国竞争为重心的时代正式开启；二是2022年2月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首度冲击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使大国竞争成为时代变局的催

化剂。

上述两大地缘政治变化构成世界政治走出后冷战时代的拐点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

出台的背景，在该报告中，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底色和优先

事项。一方面，该报告提及中国超过60次，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和“唯

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中美竞争将迎来“决定性的十年”，美国对华战

略的总目标是“竞赢”（outcompete）中国。另一方面，该报告也强调“俄罗斯选择采取帝国主义

的外交政策，其目标是推翻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俄罗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紧迫持续的

威胁”。由此可见，应对大国竞争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再度回归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程。

如果说美国政治精英对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的认知标志着一种完全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外交

政策理念正在生成，那么拜登政府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挑战加剧的强调，则意味着这一新理

念亦非是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更为精巧的战略设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中，新冠疫情、气候危机和粮食安全等跨国挑战不仅被列为与大国竞争并重的外交政策议

程，而且二者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即美国在同中国等大国竞争的同时，还将不得不与之进行

广泛深入的合作以应对各类跨国挑战，否则这些挑战将持续加剧。这一复合型压力相互交织且

彼此矛盾的特点，使美国外交政策制定面临的地缘环境远比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更为复杂，也使

“新冷战”无法成为现实政策选项。

（二）地缘经济背景：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从地缘经济层面看，近年来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内部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

后冷战时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主流地缘经济理念形成颠覆。

肇始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两大政治事件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起

初被认为是一股情绪化的边缘力量，无法对后冷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造成根本冲击，甚至直

到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和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民主党建制派一系列充满自由主义和“去特朗

普化”色彩的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如修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度让国

际社会对拜登政府重返奥巴马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抱有期待。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拜登主义让人感到紧张，原因是

拜登政府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无论是沙利文对二战后

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否定和拜登政府对经济事务越来越深的介入，抑或是拜登政府在削减对华

关税和调整贸易政策方面的踟蹰不前，都表明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产生的影响是跨

党派和持久的。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理念本质上是民主党建制派对美国民粹主义

的再包装，体现的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当然，这种改头换面——如将“脱钩”调

整为“去风险化”——的确体现出作为建制派精英的拜登团队与极端的特朗普主义的差异。然而

总体上看，尽管拜登政府在言辞上高举自由国际主义大旗，在政策实践中却无法摆脱民粹主义

与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的事实，进一步确认了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正面临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一样

的拐点，这成为拜登主义生成的地缘经济背景。

（三）意识形态背景：“历史终结论”终结与西方民主困境

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外，时代转换拐点还存在于后冷战时代西方主

流意识形态共识的崩解及其民主体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这导致美国不仅面临经济和安全等硬

实力相对衰落的挑战，还出现价值观号召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下降的软实力衰落态势。冷战结束

初期，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自由民主

神话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基础。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连同

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剧，使“历史终结论”被历史所终结。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将民主困境视为

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所（IDEA）发布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主

政体”过去10年都经历了民主退步。而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合法性的纷争曾酿成一场美

式民主危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击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该事件被拜登定性为

“对美国民主的致命攻击和对宪法的严重威胁”。因此，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强化

国内民主基础、重新发挥美国“榜样力量”视为重要目标，并将大国竞争归结为所谓“民主与威

权的较量”。拜登宣称，美国面对大国战略竞争时“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布林肯指出，“威

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竞争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竞争，“威权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

国家更能满足公民需求。面对全球意识形态变局，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民主—威权”竞争性

叙事框架，这被美国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理解为拜登主义的突出要义。

二、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

上述三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多维度、深层次挑战，推动拜登政府将探索美国外交政策转型

作为中心任务，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植根于对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

变的因应之中。

（一）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

与特朗普主义展现的唤醒美国民族国家意识并突出国际政治竞争本质的“有原则的现实主

义”（principled realism）相比，拜登主义对美国国家特性和国际政治本质有着更加多维的理

解。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极端和狭隘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难以发展为美国外交

政策的有效模式。同时，拜登主义也与二战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它“拒

绝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尤其是以军事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制度、推广普世价值和进行‘国家

建设’”。正如拜登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讲话中强调，“除非美国本土或我们的盟友遭到攻击，

否则美国将不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会以此改造他国。”因此，拜登主义既背离

了美国的“自由霸权”传统，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民族国家”视野，对拜登主义的理解需要从

其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双重地缘政治挑战的认知入手。该认知不仅比“有原则的

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具多维特征的外交政策思维，也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冷战

及后冷战时代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自由国际主义同样无法因应新的时代关切。由此，拜登主

义试图以“务实的现实主义”（pragmatic realism）对“自由霸权”和“民族国家”进行调和以因应全

球地缘政治变局。其基本认知有三点。

一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认知回归现实。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

的目标已变得不切实际，尤其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这一认知在拜登

政府的阿富汗撤军决策、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背后作战”方式以及拒绝实际下场卷入新一轮巴以

冲突等行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美国

外交政策目标建立在民族国家认知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应广泛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共同利益纽

带增进盟友体系凝聚力以强化自身全球领导地位。概言之，“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其对外交政

策目标的界定有助于美国同时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相对客观。长期以来，“现实利益—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

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两个变量重要性的争论。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同

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看来，现实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标。上述分

歧归根到底在于“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两种定位存在张力。对此，“务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淡

化意识形态以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但同时坚持发挥意识形态的应有作用，将其作为服务美国

现实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和强化盟友体系时尽管采用意识形态的叙事

方式，但其政策实践却以现实利益为导向。

三是对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更趋均衡。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国家间合作及其对国际

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稳固美国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则指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面对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合作理念已不适应当下以大国竞争

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现实，同时也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完全以竞争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做

法。为同时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务实的现实主义”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竞

争、合作、对抗。特别是经历2023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冲击后，拜登政府开始强调對华竞

争的同时应维持中美对话与合作，使双边关系摆脱此前的失衡状态。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

金山会晤的成功举行，进一步表明了中美两个大国推动合作与管控竞争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

意义。

（二）以“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因应地缘经济之变

面对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带来的地缘经济变局，拜登主义致力于为走出后冷战时

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国经济霸权，其内涵逻辑体现在“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

济学两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新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演讲（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

地位》）宣告了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共识”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

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堪比马歇尔计划。“新华盛顿共识”认为，后冷

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帮助了竞争对手崛起、加剧了气候危机和贫富差

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新型产业政策，强化与盟友伙伴的

合作以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技术及工业基础，同时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度并通过

“小院高墙”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不难看出，“新华盛顿共识”既充斥着服务产业回流美国的保护

主义思维，也体现出助力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护持经济科技霸权的泛安全化思维。

（三）意识形态背景：“历史终结论”终结与西方民主困境

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外，时代转换拐点还存在于后冷战时代西方主

流意识形态共识的崩解及其民主体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这导致美国不仅面临经济和安全等硬

实力相对衰落的挑战，还出现价值观号召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下降的软实力衰落态势。冷战结束

初期，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自由民主

神话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基础。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连同

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剧，使“历史终结论”被历史所终结。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将民主困境视为

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所（IDEA）发布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主

政体”过去10年都经历了民主退步。而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合法性的纷争曾酿成一场美

式民主危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击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该事件被拜登定性为

“对美国民主的致命攻击和对宪法的严重威胁”。因此，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强化

国内民主基础、重新发挥美国“榜样力量”视为重要目标，并将大国竞争归结为所谓“民主与威

权的较量”。拜登宣称，美国面对大国战略竞争时“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布林肯指出，“威

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竞争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竞争，“威权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

国家更能满足公民需求。面对全球意识形态变局，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民主—威权”竞争性

叙事框架，这被美国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理解为拜登主义的突出要义。

二、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

上述三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多维度、深层次挑战，推动拜登政府将探索美国外交政策转型

作为中心任务，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植根于对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

变的因应之中。

（一）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

与特朗普主义展现的唤醒美国民族国家意识并突出国际政治竞争本质的“有原则的现实主

义”（principled realism）相比，拜登主义对美国国家特性和国际政治本质有着更加多维的理

解。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极端和狭隘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难以发展为美国外交

政策的有效模式。同时，拜登主义也与二战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它“拒

绝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尤其是以军事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制度、推广普世价值和进行‘国家

建设’”。正如拜登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讲话中强调，“除非美国本土或我们的盟友遭到攻击，

否则美国将不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会以此改造他国。”因此，拜登主义既背离

了美国的“自由霸权”传统，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民族国家”视野，对拜登主义的理解需要从

其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双重地缘政治挑战的认知入手。该认知不仅比“有原则的

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具多维特征的外交政策思维，也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冷战

及后冷战时代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自由国际主义同样无法因应新的时代关切。由此，拜登主

义试图以“务实的现实主义”（pragmatic realism）对“自由霸权”和“民族国家”进行调和以因应全

球地缘政治变局。其基本认知有三点。

一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认知回归现实。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

的目标已变得不切实际，尤其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这一认知在拜登

政府的阿富汗撤军决策、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背后作战”方式以及拒绝实际下场卷入新一輪巴以

冲突等行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美国

外交政策目标建立在民族国家认知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应广泛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共同利益纽

带增进盟友体系凝聚力以强化自身全球领导地位。概言之，“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其对外交政

策目标的界定有助于美国同时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相对客观。长期以来，“现实利益—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

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两个变量重要性的争论。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同

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看来，现实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标。上述分

歧归根到底在于“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两种定位存在张力。对此，“务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淡

化意识形态以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但同时坚持发挥意识形态的应有作用，将其作为服务美国

现实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和强化盟友体系时尽管采用意识形态的叙事

方式，但其政策实践却以现实利益为导向。

三是对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更趋均衡。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国家间合作及其对国际

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稳固美国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则指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面对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合作理念已不适应当下以大国竞争

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现实，同时也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完全以竞争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做

法。为同时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务实的现实主义”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竞

争、合作、对抗。特别是经历2023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冲击后，拜登政府开始强调对华竞

争的同时应维持中美对话与合作，使双边关系摆脱此前的失衡状态。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

金山会晤的成功举行，进一步表明了中美两个大国推动合作与管控竞争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

意义。

（二）以“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因应地缘经济之变

面对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带来的地缘经济变局，拜登主义致力于为走出后冷战时

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国经济霸权，其内涵逻辑体现在“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

济学两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新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演讲（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

地位》）宣告了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共识”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

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堪比马歇尔计划。“新华盛顿共识”认为，后冷

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帮助了竞争对手崛起、加剧了气候危机和贫富差

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新型产业政策，强化与盟友伙伴的

合作以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技术及工业基础，同时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度并通过

“小院高墙”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不难看出，“新华盛顿共识”既充斥着服务产业回流美国的保护

主义思维，也体现出助力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护持经济科技霸权的泛安全化思维。

（三）意识形态背景：“历史终结论”终结与西方民主困境

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外，时代转换拐点还存在于后冷战时代西方主

流意识形态共识的崩解及其民主体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这导致美国不仅面临经济和安全等硬

实力相对衰落的挑战，还出现价值观号召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下降的软实力衰落态势。冷战结束

初期，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自由民主

神话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基础。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连同

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剧，使“历史终结论”被历史所终结。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将民主困境視为

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所（IDEA）发布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主

政体”过去10年都经历了民主退步。而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合法性的纷争曾酿成一场美

式民主危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击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该事件被拜登定性为

“对美国民主的致命攻击和对宪法的严重威胁”。因此，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强化

国内民主基础、重新发挥美国“榜样力量”视为重要目标，并将大国竞争归结为所谓“民主与威

权的较量”。拜登宣称，美国面对大国战略竞争时“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布林肯指出，“威

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竞争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竞争，“威权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

国家更能满足公民需求。面对全球意识形态变局，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民主—威权”竞争性

叙事框架，这被美国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理解为拜登主义的突出要义。

二、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

上述三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多维度、深层次挑战，推动拜登政府将探索美国外交政策转型

作为中心任务，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植根于对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

变的因应之中。

（一）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

与特朗普主义展现的唤醒美国民族国家意识并突出国际政治竞争本质的“有原则的现实主

义”（principled realism）相比，拜登主义对美国国家特性和国际政治本质有着更加多维的理

解。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极端和狭隘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难以发展为美国外交

政策的有效模式。同时，拜登主义也与二战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它“拒

绝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尤其是以军事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制度、推广普世价值和进行‘国家

建设’”。正如拜登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讲话中强调，“除非美国本土或我们的盟友遭到攻击，

否则美国将不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会以此改造他国。”因此，拜登主义既背离

了美国的“自由霸权”传统，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民族国家”视野，对拜登主义的理解需要从

其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双重地缘政治挑战的认知入手。该认知不仅比“有原则的

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具多维特征的外交政策思维，也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冷战

及后冷战时代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自由国际主义同样无法因应新的时代关切。由此，拜登主

义试图以“务实的现实主义”（pragmatic realism）对“自由霸权”和“民族国家”进行调和以因应全

球地缘政治变局。其基本认知有三点。

一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认知回归现实。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

的目标已变得不切实际，尤其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这一认知在拜登

政府的阿富汗撤军决策、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背后作战”方式以及拒绝实际下场卷入新一轮巴以

冲突等行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美国

外交政策目标建立在民族国家认知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应广泛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共同利益纽

带增进盟友体系凝聚力以强化自身全球领导地位。概言之，“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其对外交政

策目标的界定有助于美国同时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相对客观。长期以来，“现实利益—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

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两个变量重要性的争论。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同

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看来，现实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标。上述分

歧归根到底在于“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两种定位存在张力。对此，“务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淡

化意识形态以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但同时坚持发挥意识形态的应有作用，将其作为服务美国

现实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和强化盟友体系时尽管采用意识形态的叙事

方式，但其政策实践却以现实利益为导向。

三是对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更趋均衡。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国家间合作及其对国际

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稳固美国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则指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面对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合作理念已不适应当下以大国竞争

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现实，同时也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完全以竞争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做

法。为同时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务实的现实主义”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竞

争、合作、对抗。特别是经历2023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冲击后，拜登政府开始强调对华竞

争的同时应维持中美对话与合作，使双边关系摆脱此前的失衡状态。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

金山会晤的成功举行，进一步表明了中美两个大国推动合作与管控竞争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

意义。

（二）以“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因应地缘经济之变

面对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带来的地缘经济变局，拜登主义致力于为走出后冷战时

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国经济霸权，其内涵逻辑体现在“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

济学两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新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演讲（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

地位》）宣告了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共识”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

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堪比马歇尔计划。“新华盛顿共识”认为，后冷

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帮助了竞争对手崛起、加剧了气候危机和贫富差

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新型产业政策，强化与盟友伙伴的

合作以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技术及工业基础，同时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度并通过

“小院高墙”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不难看出，“新华盛顿共识”既充斥着服务产业回流美国的保护

主义思维，也体现出助力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护持经济科技霸权的泛安全化思维。

（三）意识形态背景：“历史终结论”终结与西方民主困境

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外，时代转换拐点还存在于后冷战时代西方主

流意识形态共识的崩解及其民主体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这导致美国不仅面临经济和安全等硬

实力相对衰落的挑战，还出现价值观号召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下降的软实力衰落态势。冷战结束

初期，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自由民主

神话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基础。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连同

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剧，使“历史终结论”被历史所终结。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将民主困境视为

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所（IDEA）发布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主

政体”过去10年都经历了民主退步。而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合法性的纷争曾酿成一场美

式民主危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击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该事件被拜登定性为

“对美国民主的致命攻击和对宪法的严重威胁”。因此，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强化

国内民主基础、重新发挥美国“榜样力量”视为重要目标，并将大国竞争归结为所谓“民主与威

权的较量”。拜登宣称，美国面对大国战略竞争时“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布林肯指出，“威

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竞争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竞争，“威权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

国家更能满足公民需求。面对全球意识形态变局，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民主—威权”竞争性

叙事框架，这被美国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理解为拜登主义的突出要义。

二、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

上述三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多维度、深层次挑战，推动拜登政府将探索美国外交政策转型

作为中心任务，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植根于对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

变的因应之中。

（一）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

与特朗普主义展现的唤醒美国民族国家意识并突出国际政治竞争本质的“有原则的现实主

义”（principled realism）相比，拜登主义对美国国家特性和国际政治本质有着更加多维的理

解。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极端和狭隘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难以发展为美国外交

政策的有效模式。同时，拜登主义也与二战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它“拒

绝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尤其是以军事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制度、推广普世价值和进行‘国家

建设’”。正如拜登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讲话中强调，“除非美国本土或我们的盟友遭到攻击，

否则美国将不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会以此改造他国。”因此，拜登主义既背离

了美国的“自由霸权”传统，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民族国家”视野，对拜登主义的理解需要从

其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双重地缘政治挑战的认知入手。该认知不仅比“有原则的

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具多维特征的外交政策思维，也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冷战

及后冷战时代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自由国际主义同样无法因应新的时代关切。由此，拜登主

义试图以“务实的现实主义”（pragmatic realism）对“自由霸权”和“民族国家”进行调和以因应全

球地缘政治变局。其基本认知有三点。

一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认知回归现实。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

的目标已变得不切实际，尤其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这一认知在拜登

政府的阿富汗撤军决策、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背后作战”方式以及拒绝实际下场卷入新一轮巴以

冲突等行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美国

外交政策目标建立在民族国家认知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应广泛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共同利益纽

带增进盟友体系凝聚力以强化自身全球领导地位。概言之，“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其对外交政

策目标的界定有助于美国同时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相对客观。长期以来，“现实利益—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

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两个变量重要性的争论。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同

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看来，现实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标。上述分

歧归根到底在于“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两种定位存在张力。对此，“务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淡

化意识形态以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但同时坚持发挥意识形态的应有作用，将其作为服务美国

现实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和强化盟友体系时尽管采用意识形态的叙事

方式，但其政策实践却以现实利益为导向。

三是对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更趋均衡。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国家间合作及其对国际

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稳固美国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则指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面对

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合作理念已不适应当下以大国竞争

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现实，同时也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完全以竞争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做

法。为同时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务实的现实主义”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竞

争、合作、对抗。特别是经历2023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冲击后，拜登政府开始强调对华竞

争的同时应维持中美对话与合作，使双边关系摆脱此前的失衡状态。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

金山会晤的成功举行，进一步表明了中美两个大国推动合作与管控竞争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

意义。

（二）以“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因应地缘经济之变

面对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带来的地缘经济变局，拜登主义致力于为走出后冷战时

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国经济霸权，其内涵逻辑体现在“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

济学两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新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演讲（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

地位》）宣告了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共识”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

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堪比马歇尔计划。“新华盛顿共识”认为，后冷

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帮助了竞争对手崛起、加剧了气候危机和贫富差

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新型产业政策，强化与盟友伙伴的

合作以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技术及工业基础，同时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度并通过

“小院高墙”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不难看出，“新华盛顿共识”既充斥着服务产业回流美国的保护

主义思维，也体现出助力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护持经济科技霸权的泛安全化思维。

本文标签： 美国竞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