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苏联建筑_20世纪50年_省略_建筑理论的输入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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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5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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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 珺 设计＿刘小玲

＿ 非常典型的“苏联式建筑”

【苏式建筑在新中国②】

xinzHonGGuo yu

suLian jianzHu

新中国与苏联建筑

——20世纪50年代苏联建筑理论的输入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文＿吉国华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近现代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包

括建筑在内，步入了西化的历程。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代建筑的潮流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建筑

发展，特别到了抗日战争后的4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现代建筑已发展成为中国建

筑的主流。然而，1953年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戛然而止，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新确立要等到近

30年之后。1953年的这一变故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影响，要探讨中国

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必须了解这一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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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一边倒” 与苏联专家来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最基本的国策之一。这项政策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

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它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联合苏联，加入到社会主义阵

营。1950年2月，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的签署，中国和苏联正式结盟，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也正式开始。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严重缺乏政治可靠的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成为

一条重要而快捷的解决途径，而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就成了20世

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他与斯大林会谈的重要内

容之一就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8月14日刘少奇回国时就带回了200余名制订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的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而1949～1960年间苏联向中国派遣的专家估计超过2万人。苏

联专家给中国带来了生产、管理方面的技术与经验，同时也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入到了中国。

1949年9月，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率一个苏联专家组来北京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根据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建筑要做民族形式，这大概是中国

建筑师第一次接触到苏联的建筑理论。1952年穆欣和阿谢普可夫两位苏联专家先后来到北京，前者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总建筑处工作，后者在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和苏联建筑史课程。他们开始将当时苏联的建筑理论比较

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苏联建筑理论的要点以概括性的口号提炼出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民族形

式，社会主义内容”、“反对结构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对人的关怀”等。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与“ 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作为官方确立的原则，它在苏联统

治了文艺创作近60年。1928～1932年，苏联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中央

集权化的过程。斯大林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对文艺的控制。1932年4月，苏联中央通过了“关

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将所有独立的文艺团体都视为非法，命令文艺工作者加入到党领导下的协会组

织。在同一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创作方法的基础。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

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

法，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革命发展的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必须与社会主义精

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它要求苏联文学具有“党性”，即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描写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快也成了苏联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电影等）的基本方法。1932年，苏维埃建筑

师协会（union of soviet architects）第一次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建筑师协会章程”，对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给出了如下定义: “在建筑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将思想动力和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与最完整

地回应技术、文化和功能等方面的要求的建筑物相结合，应用最经济的手段和最先进的技术方法”。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通常以领袖或经“艺术升华”的普通劳动者为主题，描述和赞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目的

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意义来教育人民。对于建筑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困难和迷惑的任务。明确的是，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实质和核心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分析，来源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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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及对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用新的建筑形象表达社会主

义社会的思想和概念需要一定的方法，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

期苏联建筑界主要讨论的问题。

随着探讨的逐步开展，借用过去的历史遗产逐渐被认为

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表现手段的源泉。1933年10月，苏

联最高的建筑学术研究机构苏联建筑科学院成立，它对世界

各国的古典建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1937年6月召开的苏联

建筑师大会上, 许多发言的主题都是关于古典遗产的继承和在

新建筑中的应用，古典形式被认为是现代建筑的一种本质的

要素。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历史主义成为苏联建筑的主

流，并在二战之后达到了高峰。

“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一种更

具体的表述。“社会主义内容”所指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定义并没有什么不同，即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

章程中所说的“革命发展的现实”，是人民的要求、斗争、

结果和梦想。“社会主义内容”在建筑方面就是“对劳动人

民的关怀”。对人的关怀，意味着建筑不仅要像其他艺术那

样满足人们在思想方面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人们的物质要

求。它要求建筑具有完善的功能性、合理的经济性和高度的

思想性，“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苏联的社会主

义建设中出现的新型的建筑类型，如工人住宅、文化宫、休息

大厦、苏维埃农庄等，那些服务于大众的建筑，如图书馆、学

校、影剧院等，以及那些建筑的宏伟和美丽，都体现了“对人

的关怀”的社会主义内容。

“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实际上更强调“民族形

式”，它体现了苏联的文化政策，是苏联本土化政策的一个方

面，目的在于促进其加盟共和国的其他民族触入苏维埃联盟。

二战后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力宣传和推行这一政策，

同样也包括50年代的中国。“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提

法来自于斯大林1925年的演讲“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在此

讲话中，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与民族文化并无矛盾，无产

阶级文化并不废除民族文化，它给予后者内容，而民族文化也

不废除无产阶级文化，它给予后者形式，不同民族应该基于不

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式

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建筑中追求民族形式的代表人物是亚美尼亚建筑师塔玛

年（an），他在1923～1936年间设计了一批具有亚美

尼亚传统民族形式的新建筑。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开辟了苏维

埃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道路”。1939年莫斯科全

苏农业展览会是“民族形式”建筑的集中展示，阿塞拜疆、亚

美尼亚、乔治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展馆体现了各民族的传统建筑

特色。

3. 苏联建筑理论的传入途径

苏联专家的介绍和解释是中国建筑师接触苏联建筑理论最

早的途径。1952年，在位于北京灯市口某大楼内的总建筑处，

穆欣向北京的中国建筑师介绍了苏联建筑的理论，并展示了当

时苏联的历史主义的建筑。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建筑的是阿

谢普可夫在清华教授的“苏维埃建筑史”课程。在授课中，阿

谢普可夫以当时苏联正统的观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建筑

由20世纪10年代到二战之后的发展历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结构主义”、

“形式主义”等都有所阐述。随后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例如

接任穆欣的巴拉金、克拉夫秋克等人都曾向中国建筑师介绍过

苏联的建筑理论。

＿ 北京展览馆（原苏联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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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筑理论引进的另一个途径是翻译当时苏联以及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例如1954年第一、第二期

《建筑学报》就刊载了数篇这样的译文，包括米涅尔文的《列

宁的反映论与苏联建筑理论问题》、 阿·库滋涅佐夫的《恢

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城市的创作总结》、瓦

尔特·乌布利希的《国家建设事业与德国建筑界的任务》、

柯·马葛立芝的《西德建筑的悲剧》，以及建筑工程出版社

1955年翻译出版的查宾科所著的《论苏联建筑艺术的现实主义

基础》等。

苏联建筑理论也通过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参观或参加会议

的中国建筑师介绍到了中国。例如梁思成在1953年2月至5月随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接触了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

莫尔德维诺夫等人，回国之后，他在《新观察》1953年第14期

发表了《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一文，介绍了他在

苏联参观的感受以及与莫尔德维诺夫的谈话。

由于苏联本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相当模

糊的，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更没有一个明白

的阐述，因而他们的解释和说教根本无法让当时对苏联建筑几

乎一无所知的中国建筑师对苏联理论产生清晰明了的认识和理

解。但是从他们展示的图片，从对苏联建筑实物的参观，中国

建筑师获得了一个明确的历史主义建筑映像，而苏联当时援建

中国的一些项目则以实物展示了这一点。苏联设计、建造的北

京苏联展览馆是这些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它由苏联建筑师安

德列也夫设计，在造型上为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形式。虽然在设

计中采用的是俄罗斯手法，但苏联专家同时也很重视吸收中国

的传统要素，例如莫斯科餐厅的4根国柱的装饰、展览馆的檐

口和瓦头、中央正门的4根刻花柱子等处都采用了一些中国传

统的建筑细部处理。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苏联展览馆等工程

在当时成为学习和了解苏联建筑理论的基地。参加苏联展览馆

设计的戴念慈还在安德列也夫的建议之下在他的北京饭店西楼

的设计中进行了“ 民族形式”的尝试。

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推广和诠释苏联建筑理论的最

具代表性人物则是梁思成。在建筑界享有崇高声望并被中共赏

识的梁思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学习《共同纲

领》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并试图将文化政策落实到中国的建筑

设计中。1950年1月，梁思成在营建学研究会的讲话中，根据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将新中国的建筑定义为“新民主主义

1953年，中国模仿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保证

这个计划的顺利实施，政府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把全面学

习苏联的要求上升到政治高度。 其年10月，《人民日报》发

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虽然这次讲话并没

有提出如何去设计“民族的”建筑，但它指出了中国传统建

筑的两个特征：院落平面和木结构的“构架法”，同时也批

评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复兴式建筑是“皮毛的”，但

仍有一些较好的作品。1952年12月，梁思成在《人民日报》

发表了《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在这

篇文章中，梁思成将穆欣和阿谢普可夫对苏联建筑的介绍总

结为五个方面，即“对人的关怀”、建筑是一门艺术、建筑

和都市计划的思想性、一个城市的建筑的整体性、建筑的民

族性。1952年访问苏联后，他在《新观察》发表的“民族的

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用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解释了

这一口号。

＿ 莫斯科餐厅

4.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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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饭店

表了题为《为确立正确的设计思想而斗争》的社论，将设计的

指导思想区分为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和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

要求设计人员向苏联专家和苏联提供的设计文件学习社会主义

的设计思想。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

论就成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中不可质疑的指导原则。

首先，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之初的现代建筑遭到了批判。杨廷宝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这

座曾被赞誉为“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定信

念和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首都最高的“现

代化的九层大厦”，被明确地指出是结构主义的建筑；广州华

南土特产交流大会的展馆被刊登在《建筑学报》的一篇读者来

信辛辣地批评为“美国式香港式的‘方匣子’”、“鸽棚”；

上海曹杨新村被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花园城市’”。虽然

对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批评并没有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但

是，它使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立即停顿了下来。

第二，苏联的建筑理论导致了1953～1954年间“大屋顶”

建筑的盛行。在苏联的那些口号中，“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

内容”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因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建筑师

探求的目标。对现代建筑的批判使当时的一些中国建筑师感到

“苦闷”，一些参加1953年建筑学会成立大会的建筑师甚至是

为了能“带一套民族形式的规格公式回去”。1953和1954年，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全国兴建了一大批“民族形式”建筑，其

中以“大屋顶”建筑居多。由于事先缺乏实践性的探索，中国

建筑师重新拾起了他们在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复兴式建筑中

采用的手法，以应对“民族形式”的需要。

第三，苏联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变化给中国建筑的

发展带来了极大地困惑。1954年11月，苏联建筑工作者大会批

判了苏联建筑中严重的唯美倾向，引发了中国1955年初开始的

“反浪费运动”。“大屋顶”建筑由于造价昂贵而受到了严厉

批评，极力推动“民族形式”的建筑师梁思成也遭到了批判。

中国在后斯大林时期没有跟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同样也没

有否定早先引入的苏联建筑理论。反浪费运动没有把现代建筑

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中国建筑师陷入了既不能设计现代

建筑又不能设计“大屋顶”建筑的困境之中。对苏联建筑理论

的重新诠释便成了中国建筑界无法摆脱的任务。从1955年后，

关于建筑的“内容”和“形式”，关于传统的“继承”与“创

新”一直是中国建筑界讨论的中心议题。

苏联建筑界最严重的影响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建

筑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建筑作为艺术，在苏联文艺理论的

框架下就有了阶级性的问题。建筑不再仅是好和坏的问题，更

有了立场的问题，有了对与错的问题，这样就给建筑套上了意

识形态的枷锁。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从意识形态上被

完全否定，使现代建筑的探索在中国长期处于“禁区”。反浪

费运动之后，虽然建筑上的装饰被一再简化，但依然小心翼翼

地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建筑；另一方面，为避免“错误”，中国

建筑师的创新精神受到了压抑，拷贝和模仿成了那一时期中国

建筑设计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1958年周恩来提出的

“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从某种程度上解除了意识

形态的束缚，但把中国建筑从政治之中解脱出来还要等到20世

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

（本文有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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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 苏联建筑中国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