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性看80年代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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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5日发(作者：)

从两性看80年代的小说创作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整个世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人类也由以前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逐渐转入对人内在生命本体的探究,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性活动也由此触动了众多作家、艺术家的情思和灵感,与此同时现代心理学的诞生,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对性行为、性心理的研究成果,为作家创作中的性描写、人性深层的开掘提供了理论依据。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恢复和发展,人的性意识也初步觉醒了,自此,性爱描写成了本世纪小说创作环绕的轴心。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命运可谓坎坷多舛,虽然性描写早在唐传奇、宋元话本中就已出现,并在明清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性爱描写则是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因为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和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人的自我意识才真正觉醒,进而使得作家从新的角度看待人的性行为成为可能,作品也以其所贯注的性爱意识实现了对传统小说性描写的超越。现代作家郁达夫以近乎露骨的率真在他的略带自传色彩的小说《沉沦》中,正面剖析了年轻主人公的性苦闷、性变态,用一种全新的态度———民主的科学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去看待人的性欲,首次在纯文学中正视了生命中包孕着的情欲的痛苦、灵与肉的冲突,性与爱的错位,致使一些传统的士大夫、假道学家、假才子们感到作伪的困难。作为郁达夫的同人,郭沫若在充分肯定《沉沦》等作品中性描写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如《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 中表现出对现代性爱的急切呼唤,从而传达了“五四”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和愿望。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以冷静客观的审美态度,形象地再现了传统性文化制约下人性的异化,对国人性禁忌、性恐惧背后的性敏感、性变态给予无情的解剖,显示出作为思想家的博大与精深。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期作家普遍关注的题材,但只有到了20 年代后期女作家丁玲的笔下,现代女性矛盾的思想和感情、性爱问题上的大胆与犹豫、精神的苦闷与生理的欲求才得以艺术地展现。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丁玲是第一人。现代小说中的性描写在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后的20

年代,以其对传统性观念的批判精神而汇入反封建的时代大潮中。在三、四十年代,性描写在茅盾的《子夜》、新感觉派小说、沈从文反映湘西风土人情的作品、孤岛时期女作家苏青、张爱玲的笔下得以继承,但已远没有20 年代那种气势和锋芒,因为这时整个时代的主潮已由要求个性解放转向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呐喊,文学也相应地由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描写转到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抗争,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淡化,集体意识得以凸现和增强,作家在文学中探索性的热情大减,不少人甚至表现出对传统性爱观的回归与认同。建国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性描写从一开始就被挤出文学的圣殿之外。即或在创作中偶有所及,也仅是服务于对反面人物的批判,正面人物是不准写缺点的,更不要说一向被视为“黄色”、“淫秽”的性,甚至发展到文学中写爱情也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代名词。性描写在当代文学中的命运转机只有在文学的春天到来之后,才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恢复,作家自我意识的加强,慢腾腾而又小心翼翼地走进纯文学领域。

从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涌现的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作家在描写爱情时已开始注意到人的性心理、性意识的萌动与初步觉醒。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不管现在如何去看,但在当时的确喊出了无数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的人们内心的呼声,以同一代人的思考和行为,鲜明地陈述了维持没有情爱的婚姻是不人道的观点。作家虽有意回避性的介入,但话语背后却是对这种性与爱错位的遗憾。物质的贫困、精神的愚昧把农村青年男女瑰丽的爱情降低到性本能满足的低层次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主人翁初食禁果后再也无法抵御住肉欲的诱惑,而自身又经受着“性原罪”感的精神折磨,传统的习欲、偏见、社会舆论的压力、极左势力的干预终于酿成了他们爱情的悲剧。作品从两代人爱情追求上惊人的相似之处上把矛头指向对极左路线、传统性爱观的批判。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弘扬,人的性意识也开始萌动。主人公在性爱态度上表现得日趋大胆、开放,传统的性爱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动摇。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盘青青接触到现代文明之后,人的意识与性意识的同时觉醒,她与情人之间性心理波动、性意识由萌动到觉醒的轨迹,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批判了极左路线对正常人性、人情的遏制与毁灭。如果说盘青青对性爱的追求是在外界影响、丈夫粗暴干涉下而萌发的,并在性意识觉醒后半推半就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在1984 年同类题材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由被动走向主动,对性爱的渴求和行动多了一份大胆、少了一份惶惑。其实,这在当时的创作中绝非偶然现象,作家在写到异性间由情爱向性爱的升华时,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模式,这说明作家在创作中,一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性冲动) 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其无法跨越旧的道德判断的标尺,从而表现出一种谨慎有余大胆不足的审美心态,和主人公一样陷入了一种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中,这里既有作家观念意识上的局限,又是当时的时代气候使然。正如张贤亮同期所说“, 一部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取决于那个作者本人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时代允许他达到的高度。”

1985 年是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一年,传统文化面临危机,西方现代的各种文学、哲学思潮一涌而入,文学创作从观念到形式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是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的时代,不少作家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以一种大胆怀疑、否定的态度向传

统伦理道德进行无情的抨击,以呼唤和重建一种新的道德和审美观念,一向被人忽略的“性禁区”很快成为作家关注的热点。当时社会上流

行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为涉性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于是,性堂而皇之地走进纯文学领域。仅1985 年就有《黑氏》、《玉河十八滩》等数十篇涉性作品出现,尤其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发表,完成了性描写从酝酿期到探索期的过渡。这既表现在作品性描写比重的增多,更体现在作家已逐渐从传统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新的眼光和姿态重新看待性和创作中的性描写;再则,理论界对涉性文学此起彼伏的争论、商榷也无意中为性探索提供了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从两个阶段小说同类题材的性描写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出这种演变的轨迹。如果说在1984 年之前的《山道弯弯》中,作家对叔嫂间的结合更多地表现出对传统美德的首肯,那么,1985 年《天良》中的主人公在哥哥因公去世后,虽认可了与嫂嫂间的婚姻,但他一刻也未放弃对完美性爱的争取,主人公的悲剧告诉读者:生命的原动力是任何道德观念都无法抹煞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同是写“食”与“色”,但在性描写的大胆与幅度上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一阶段文学创作中的性描写,既是对“五四”新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20 世纪小说创作中性爱主题的衍接。

本文标签： 作家性爱传统小说性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