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疆的“花客”

admin管理员组

文章数量:1531376

2024年5月24日发(作者：)

民国新疆的“花客”

“花客”一词，古往今来，有多种诠释。有指赏花之人；

有指代花行的经纪人；亦有如宋时姚宽《西溪丛语》中，将

牡丹、梅花等三十种花分为“贵客”“清客”等“三十客”，以花

喻友者。本文所谈之“花客”，与以上皆有所不同，指的是那

些在民国初年，活动于广大西北边塞地区，为偷种罂粟，而

来往出入关口的种烟人。

三季“花客”

民国初期，内地花客入疆种烟，大体可依据罂粟播种的

时令不同，而分为“春花”“秋花”及“冬花”三个群体。种“春花”

者，是于每年农历的二三月间，出关赴疆下种；“秋花”客，

则需要在农历的四五月间入疆，将烟籽下种，至农历七八月

问前往割浆；种“冬花”者，则需在农历的九十月间出关，撒

花种于雪上，待来年春来雪融，烟种自行入土，生根发苗。

前往新疆种烟的花客，多是以青、甘两省的流民为主，

新疆本地土著种烟者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土著“各有身家

妻子”，住所固定，官府便于查禁。而内地游民花客则不同，

他们“种烟则来，收浆则去，飘忽无常，形同匪类”，极大的

流动性导致官府根本无从查缉，并且新疆属“荒芜极边”，地

广人稀，花客偷种烟苗，从事官府明令禁止的事项，选的自

然是人迹罕至处。因此，花客们常是以百十人为一群体，远

赴距离城乡数百里之遥的深山，撒种后即行离疆东归。迨烟

苗花开结实，再行入疆，收割烟浆卖钱返回。花客偷种烟苗

的违法性以及政府对于此事的稽查，直接决定了新疆花客的

外来属性及其行为的流动性。

在种烟的地域选择上，花客们倾向选择“无主荒地”。而

于“民荒”“官荒”之间，则又更偏向“无主官荒之地”。因为“民

荒之地”，即便再“荒”，都是“有主之业”，官府尚易清查。而

“官荒之地”，则多在深山老林，远离人烟的罕至之区。即便

官府吏员奉命远赴稽查，也会因为其地实在“幽僻荒远”，根

本得不到周边乡绅等势力的支援，多是草草了事。

当局的查禁

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官方对于民间偷种烟苗的查禁都

未曾停止过。只是由于大时代的影响，当局稽查有所局限而

受羁绊罢了。杨增新主政新疆后，较为稳定的政局才给了官

府查禁鸦片种植的物质与精力保障。当然，国民政府参加万

国禁烟会，签署《海牙鸦片公约》也是影响新疆厉行禁烟的

重要外部因素。

通常，新疆当局会在阳历五月，也就是农历的三月间，

前往查拿花客。因为这个时候查禁，“冬花可以翻犁，而春花

不敢再种”。而每次禁烟，政府的开支也是较为庞大的。不仅

要支付所派禁烟专员的薪水、车马费，一旦寻获花客种烟地

点后，官府还需从数百里外，雇牛和人工，前往代为翻犁。

以民国3年至4年新疆禁烟运动为例，杨增新一面派四

十多位禁烟专员深赴新疆各�稽查，一面督饬各地文武官

员、蒙古王公、哈萨头目等，与专员会同查禁。每月每名禁

烟专员薪水，再加上其车费等开支，数目相当可观。

官府对于花客的惩罚，亦颇为严重。民国4年，在距阜

康县城三百多里的东乡梭梭沟地方，查获种烟人犯李荣章等

5人；在距乌苏县城四百里外西乡甘家湖地方，查获种烟人

犯李正福等23人；在距迪化县城一百八十里外西乡土圈子

地方，查获种烟人犯张世岩等4人。李荣章、李正福、张世

岩等三人，作为“种烟首要人犯”，是因“边地情形特别”，必

须“严加惩创”，否则“不足以昭警戒，而免效尤”等因，被判

处死刑。

屡禁为何不止

杨增新掌控新疆军政大权后，于禁烟一事，查禁尤为严

紧。有道是：烟苗一律禁绝，花客一律严惩。但为何偷种烟

苗一事，就是屡禁不止呢？以下仅从天时、地利及人事三方

面，予以概述之：

其一，所谓“天时”，即相比内地种烟的每年不过春季布

种一次，新疆当地还可以另在七八月间以及十月冬雪落地

时，再行布种。此乃新疆种烟之“天时”，为内地所无法企及。

其二，所谓“地利”，内地腹省人烟稠密、野无旷土，但

凡有违禁种烟者，不仅官府极易察觉，当地绅民亦会禁止，

而新疆则不同，其地广人稀，一旦有花客躲居于深山穷谷，

旷无居人之处，偷种烟苗，官府很难发现，更毋提查禁之事。

且深山无人之地，春夏阴雨，种植烟苗，无需灌溉即可长成。

但凡官员稽查不及，花客一旦收割即可获取暴利。可以说，

花客在疆偷种烟苗一事，其风险与获利，是成非正比关系的。

其三，所谓“人事”，即民国之初，新疆天山南北种烟情

形，可以描述为几乎是“无人不种，无地不种，无年不种”。

内地前往新疆种烟的花客，多系游民出身，播种则来，割浆

则去。每年出关游民不下数万人，专以种烟为职业，而此些

人的姓名、籍贯，官府根本无从考究。且花客赴疆，多系百

十人为一群，非借兵力无法查禁。而游民又常与会匪相勾结，

两相结合，新疆当地官吏亦根本不敢过问。何况当时很多新

疆在职官员迫于各种压力，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其中。因此，

多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以至于在清宣统元年，新疆出现过花

客聚众抗官事件。

正因为这“天时”“地利”与“人事”之便，民国新疆花客偷

种烟苗的行为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情形。杨增新一直强调认

为，边地禁烟，势必较内地腹省为难，一旦稍行宽纵，就极

有可能因此一隅禁烟之不力，而酿成边祸之大患，贻误全国。

但是，这种边疆危机感，并未在实际禁烟行动中增加多么大

的实际效应。

本文标签： 花客新疆官府